社科杂谈发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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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三大功和三大过
我读中国当代史，感觉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官方的评价，总有点令人不满意，因为它对毛泽东的过错说得太抽象了。我试着重新概括一下，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可以归为三大功和三大过：三大功：
一，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强国地位。抗美援朝战争一洗中国百年耻辱，之后，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东亚病夫了，华人抬起头了。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及，感慨颇多。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点也不错。
二，铲除了国内各种恶势力，彻底消灭了各种江湖帮派和宗教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干扰，实现了内政的完全统一。这一点印度感受很深。印度认为他们在发展问题上始终落后于中国，关键原因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彻底实现了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印度由于受制于宗教冲突和等级阶层对立，国家很难政令统一，步履艰难。
三，拉住了第三世界，形成了中国的势力范围,成为世界大三角中的一极。毛泽东的高超手腕使中国建立了与自己国力根本不对应的外交影响力，造成美苏在国际上都有求于中国的局面。由于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作后盾，这一点对后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今天中美对峙中中国抗衡美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大过：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造成了中国国力的空前损耗。文化大革命对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损害了中国的生机，人民生活严重倒退，人民权利严重践踏；对外世界革命的结果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二，五七年反右和对知识分子的整肃，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大倒退和回归专制。建国前中共指责蒋介石专制，可蒋介石时代中国还出了一个鲁迅，建国后中国一个思想大家都没有。
三，三年“大跃进”，经济上的蛮干造成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千万，为中国历史之最。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我的结论最终是由G C D未来的政绩决定：
毛的一生其实就两件事，一为“打天下”，一为“治天下”。不客气地说，毛泽东的治天下可谓一塌糊涂，不及格，但毛泽东打天下的意义，则很大程度取决于毛的继承者治理中国的成绩如何，如果后来的领导人把中国搞得一团糟，天怒人怨，那么毛泽东的“打天下”自然成了“罪恶之源”了。但如果后来的领导人能搞出个强汉盛唐这样的盛世，则作为中共得天下的奠基者毛泽东自然是功高盖世。后世的中共领导人政绩越突出、越好，毛泽东的形象就越伟大。我认为毛泽东的声名之所以能在其去世后三十年多年内盛而不衰，很大程度取决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功劳。
当代史学流派——计量史学评介
计量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因素经过几十年合成的产物，其中主要是不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进入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及一系列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一切动摇着根植于历史学家头脑深处的传统历史认识论。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等等观念，通过各种渠道对各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观念恰恰为将计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构成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9年，M·布洛赫和L·费弗尔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试图用以经济和社会史为重点的新史学去打破传统历史研究中心以事件和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统治局面。新史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转变使得人类历史活动的一切内容都处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从而使他们把目光转向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民大众。为了概括说明这些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面对大量而零散的历史资料，新史学家似乎只能采取以“大数定理”为基础的统计方法——从浩瀚的历史文献在统计归纳出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状况的数据，从而进行分析，期望以此来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社会科学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以提高历史学家认识、解释历史的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终于为广大历史学家所承认。由于这些努力，历史学终于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方法的主流之中。也是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统计方法的创新和定量分析的理论。历史学家对这些成就及发展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能力，而且很自然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显示这些变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如何呢？当然，这里所要求的历史记录是能够与社会科学所应用的计量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相对应的精确数据，而不是传统史学充满想象的描述。历史学家在思考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社会科学的新概念及各式各样的计量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渗入到历史研究之中。在以上述及其他因素作用下，伴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发展，计量史学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
1954年，美国的W·O·艾德洛特首次采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穿孔卡和统计学中的定标法，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下院的投票行为进行分析，大大提高了研究速度。1955年，美政治学家V·O·基在对新英格兰的选举报告作趋势分析时，发现选举行为呈现出周期性稳定，第一次提出了“临界选举”的概念。同年，受过社会学训练的L·本森对政治史的研究现状不满，号召史学家摒弃“印象主义”方法，把原始资料的范围从报纸和手稿扩大到可以用数值表示的资料。一九五七年在美国经济史学会第二七次年会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迈耶和A·康拉德在一篇题为《经济理论、统计推理及经济史》报告中，积极提倡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数量方法。1959年，社会科学理事会以“社会科学中的定量史”为题兴办讨论会，在大多数与会者看来，数量方法也就是计量，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这次会议后，“定量化”一词在史学界有胫而走，它的含义也随着数量史的成长而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年，美国普度大学经济学家L·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在该校召开的“关于经济史数量方法”的学术讨论会上，报告了他们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取得成功的论文。之后，这种研究方法被推广，并在美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形成所谓“新经济史”学派。1963年，R·W·福格尔发表了《新经济史初探》一文，比较了新旧经济史的不同，总结了新经济史近年来的成果，称新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人”。从此，“新经济史”一词逐步代替了原来的“计量史”或“计量经济史”。次年，福格尔躬行已说，用明确的反事实模式和复杂的统计推理方法写成了《铁路与美国经济的成长》一书，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过辩论，新经济史的阵容大大加强。这样，到六十年代中期，新经济史已经占据了美国经济史舞台的中心，它的课题已涉及奴隶制经济学、扩大统计系列、说明生产力增长、解释具体工业发展、分析工艺发明传播、评价个别发明的社会收益以及描述都市化过程等。计量方法应用于研究社会史，形成所谓“新社会史”学派。其代表作品有，S·塞思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等。计量方法应用于研究政治史，形成所谓“新政治史”学派。其代表作品有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艾德洛特的《二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下院的投票模式》等。七十年代，计量史学在美国得到了蓬勃地发展，创办了《经济史杂志》、《历史方法》等专业刊物，成立了一批计量史学的专业性团体。并且，在美国历史学会还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从事历史计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一九七二年出版了集美国计量史学研究大成的《历史计量方法研究丛书》。现在，计量历史学已被列入美国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内容。在芝加哥大学设有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半独立性的计量历史学专业。在美国的影响下，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计量史学也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得到发展。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都十分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和计量史学的研究。一九七六年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前苏联历史学家特别重视对计量方法的理论探讨，在运用电脑进行史料处理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七十年代后期，计量方法在史学领域的运用，已经逐渐成为东西方各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势。一九八○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定由联邦德国、美国、匈牙利、前苏联、瑞典等国负责筹备成立历史学数量方法国际委员会，这说明历史计量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
谈谈左宗棠，共同切磋
看到论坛里有发与左宗棠相关的帖子的。于是我谈一下自己对他的认识，以资交流。我感觉左宗棠是勇于任事的，规复新疆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功绩了。但规复新疆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以为只要派兵进军新疆，阿古柏的军队就完蛋了。其实更重要的是粮食的解决，如果粮饷不济，再多的军队也不行。在左宗棠西征前，清政府曾派刘铭传出关，帮助景廉等收复乌鲁木齐等地方，但刘铭传称病奏请离营。而李鸿章也是不希望刘铭传的军队出征的，他说刘铭传所部“断不能孤行与无粮无主之地”。但左宗棠不怕这些困难，对于粮运的困难，他利用军屯，解决了。而以后的进展，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另外，左宗棠在中法期间还派王德榜去抵抗法军，镇南关大捷就有王德榜的一份功劳。
有人很喜欢拿左宗棠和曾国藩以及李鸿章来做比较。
对于曾国藩，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左宗棠的气度估计不如曾国藩。曾国藩手下出了很多大将，但左宗棠手下出名的寥寥可数，领兵规复新疆的刘锦棠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应该比曾国藩要高，在这一点上，恐怕晚清找不出能比左宗棠还厉害的人物来了。这也是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清政府把他调回北京的原因。有很多人都认为，清政府把左宗棠调回北京是出于与俄国妥协，缺乏抵抗决心的证据，其实，恰恰相反，调回左宗棠就是为了抵抗俄国的军事压力。
与李鸿章相比的话，他似乎更显得刚毅，对外更强硬。说实话，我还没发现，左宗棠有过惧怕列强的言语，如果哪位见过的话，还烦请告知一下。当我还要说一点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包括以后的张之洞在晚清的重臣之中，都是有眼光，有本事的人物。
偶尔想起这些，和大家交流一下。估计会有不妥和孟浪之处。
“三屠”与晚清政局
所谓“三屠”，乃指的是晚清三个最具影响力的封疆大吏，即：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晚清遗老陈夔龙在他的《梦焦亭杂记》中这样写到：“时人多谓南皮屠财、西林屠官、项成屠民，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成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其中，南皮即指张之洞，西林即指岑春煊，项成即袁世凯。此三人，乃晚清时期权倾一时的人物，袁世凯是北洋新贵，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傲视群雄。张之洞在湖广一手遮天，且资格最老，自然谁的帐也不买。岑春煊因西行护驾有功，红极一时，有老佛爷在背后撑腰，他又有何畏惧。
三人得此恶名，并不是时人的虚妄，乃是三人为官处世的生动写照。张之洞起身于清流，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是地方督抚中积极兴办洋务的少数官员之一，是在当时唯一能与李鸿章比肩的。甲午一败，李鸿章名声扫地，张之洞更是独掌洋务运动的牛耳。晚清时候，洋务被各级地方官员视为敛财的终南捷径，张之洞在湖广经办洋务数年，自然被视为敛财之人。袁世凯之所以有屠民之名，是因为他在山东极力镇压义和团。前几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暗地里都有扶持之意，惟独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就大开杀戒，使得山东的义和团迅速的北移。当时的山东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时的穷凶极恶之相。岑春煊得屠官之名，是因为他对晚清吏治的最后一次“发奋图强”，但他对满洲政权的这种忠心并未被时人认可。屠官之说褒贬不一，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岑春煊被时人称为不学无术之辈，但其人性情刚烈，办事果断泼辣，不畏权贵，早年在任广东布政司期间因参倒广东巡抚谭钟麟而名声大震。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岑春煊带领一小队兵马日夜兼程东进护驾，使困境中的慈禧感动不已。从此得宠于慈禧后，更是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以示其赤胆忠心。可谁料到变幻无常的晚清官场又将他打倒在地，被慈禧外放，在官场黯然失色。
在1909年，这三位颇有声势的督抚境遇却大不相同。张之洞作为仅存的硕果，于1908年被慈禧补入军机，借以牵制风头正劲的袁世凯。岑春煊在“丁未政潮”被牵连，只好借“养疾”之名隐身上海，自此几乎已从政坛上消失，而袁世凯，也因新皇帝即位和满清权贵的敌视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被清除的危险。据现在学术界的流行观点，袁世凯没有被杀而是被罢免是因为张之洞的极力劝阻，因张之洞有“兔死狐悲”之意，不愿看旧臣被戮，看满清权贵排除汉员。而胡思庸在写《国闻备乘》时却认为“袁氏不预储君定策，自知失势，乃伪称足疾”，袁世凯还特地找了人将其扶掖入朝，而载沣遂将计就计，还煞有介事地赏给袁世凯一根拐棍，让他回家养疾。
袁世凯的罢官，并没有给张之洞带来好运，满清权贵多方挚肘使得一生身处顺境的张之洞整天怏怏不快，于是积劳成疾，不久即在抑郁中死去。
三屠之中，“一屠”已去，“一屠”失势。袁世凯虽被罢官，但实权在握，通往问鼎的路上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些平庸的满清权贵们自然不是他的敌手，这也为其日后重新崛起问鼎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
历史的假象（一）历史的倒退
对于「太平天國」，冯友兰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他在晚年的一篇访问记中谈到，「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为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统一了中國，那么中國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1949年以来，中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还是大大的退步了！从这点看来，和「太平天國」对中國的影响还是很相似的！
二战以来，日本超过了我们，韩国超过了我们，台湾也超过了我们，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于解放前辽宁土地与土地租佃问题的调查
我所选择的主要调查区域是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离我家乡不远的三座村庄：海城市东部山区的英落乡石岭村、营口市西部的旗口镇前进乡后会村、以及盖州市东部山村安平乡贺店村。之所以这样选择我的调查区域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东北地区的情况的研究力度相对不够，对于东北这一具有独特地理状况的“经济巨区”所表现出的种种特殊性的经济现象重视不够（例如skinner在分析中国地区经济时就自称“完全没有涉及满洲这个中国第九个农业区”）。另外本人对于上述地区的调查有着特殊的便利性，这是由于多数被调查者系本人的亲属，所以有希望在比较短的调查时间内取得更详尽的调查资料。 我首先调查的是海城石龄村的前村民赵长新，此人男，78岁，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从他口中我得知这座海城东部的山村，主要的农作物为高粱、玉米，经济作物为山上以梨树为主的果树，以及少量的用以养蚕的桑树。 在土改时该村共有93户农户，大约500多人，其中被划分出了2户地主、1户富农、以及9人的雇工。地主出租土地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7：3分成，“次地”亩产2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由地主承担。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短工仅在农忙时候雇佣。）长工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4石（一般为小米，计1600斤。）短工根据劳动的轻重程度不同，每天可以得到3-4角的工钱。 值得一提的是，该村本地的农户全部为自耕农，佃户和雇工全部是外乡人，如遇灾荒，地主必须减租，因为如不减租，外乡的佃户即全家逃亡。 营口市旗口镇前进乡后会村的情况与此类似，被调查人贾有志，男，86岁，解放前一直在家务农，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家中9口人共有土地25亩，苇塘35亩。 土改时，贾所在的村庄共有约100多户村民，500-600人，其中有两户被定为地主，村里的土地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高粱，苇塘里种植芦苇（主要作为饲料和燃料）并养鱼。 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也是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的，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6：4分成，“次地”（涝洼地）亩产2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也是由地主承担。长工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2石（计800斤）。短工每天可以得到4角的工钱。 土改前该村一亩地的价格大约为60块大洋。 该村如遇灾年佃户根本不交租，地白种！ 家住辽宁盖州市东部山村安平乡贺店村的于海江，男，76岁，解放前教书，中农，家有17口人，30亩土地。根据他的回忆：土改时他所住的村庄共有90多户农民，人口500余，主要农作物为高粱，并种植少量大豆（一般全部出售，而并不用以食用。）山上一般种植有主要为苹果的果树。 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同样也是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的，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6：4分成，“次地”亩产也可达到3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同样也是由地主承担。雇工长工同样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2石（计800斤）。短工如果雇佣时间长些则一般到年底折算粮食付给工钱，如果只打几天工则按每天3-4角付给工钱。 该村由于自然条件的因素，很少遇到灾害的困扰，但如遇灾年，佃户租种的土地是完全不交地租白种的。 根据我所做的简短的调查，被调查的农民普遍反映，中国东北农民在当时的生存压力并不大，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当地农民“养家糊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相对地多人少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在贺店村的调查中我甚至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地的一户佃户由于家里男劳动力多，其家庭生活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很多“地主”家庭。这反应了东北农村生产力的相对缺乏。“918事变”前大量关外劳动力“闯关东”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也正应证了这一点。 在解放前，东北的土地分配情况相对来说是非常平均的。根据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的海城石龄村的前村民赵长新的回忆：在土改后其村庄的土地平分后，变动情况并不大。所谓的“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上级的“划分指标”而划分出的略微多出平均土地占有数的农户。 在我所调查的三个村庄里，村民绝大多数都是自耕农，且均有养鱼、果树等副业。在村中租种土地的一般都是外乡人。而外乡人家中男劳动力比例大的特点，使一般的佃户家庭的生活条件都相对比较好，甚至超过土地出租者。 由于这些村里大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少，相当多的佃户向多户土地所有者分别租种少量土地，所以地主对佃户的“欺压”的情况似乎根本没有存在的条件。 另外，自然灾害对于佃户的影响似乎也不大，因为土地所有者必须在灾年减租甚至免租，不然佃户则会出逃。另外，在有些情况下，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也不一定是坏事情。例如家住辽河沿岸的营口市后会村村民贾有志回忆，辽河水中所富含的可做肥料的有机成分，使辽河水淹过的土地，在接下来的至少三年里必定会获得丰收。 综上所述，中国东北的农民，包括佃户，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地租、人口、灾害这三种制约因素的影响，温饱问题相对有极大保证，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地区所谓“过密型”非常不同的经济态势清末华北民变的领导者
清末华北民变组织发动的方式极其复杂，多数骚乱常常通过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立即拒绝交租，甚至以武力进行抵抗前来收租或压制的官府，同样饥寒交迫的民众一旦受到某种挑动立即就会爆发抢米行动。因此，许多情况下并不知道民变的领导者是谁。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对能够探明的领导者身份进行初步分析。从有关资料来看，能够知悉领导者的民变常常是所谓的抗捐事件，在许多抗捐活动中一般都有领袖，有时也有正式的组织，而领袖的类型各有差异。在清末华北这类民变中其领袖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类：一、乡村的头面人物，如乡绅群体。由于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一般情况下他们组织的民变都较有组织性，并有一定的社会冲击和影响。如直隶朝阳“拒洋社会”的领导者邓莱峰为“花子沟已革生员，忿教堂所为，阴图聚众自固，而各村民情势，争趋附之”。“两年以来，聚党至万余人，联团至数十村。”而那些经由联庄会组织发动的民变更具有这类特色，因为联庄会的领导人便多由地主士绅担任；其会首除需要在该地方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号召力，还要有相当地经济实力；其中不乏具有功名者。如广宗的景廷宾为武举，其本人也为附近村众所敬服。起事队伍中的领导人物“多系土豪，颇有声势”。深州联庄会会首田燮经也是武举出身。而许多民间秘密会社“头目多生员通文理者充之，以能抗洋人为宗旨”，如“武陟之东乡，入会者颇有富绅”。二、乡村中的乡约地保群体及部分普通民众等。如山东郓城屯民带头抗缴田价的任青和原由屯田五十余亩，后陆续典出，“平日横行乡里，人皆侧目。”1906年，山东运河南某地社长更“挟贼势持官短长，以此远近人心时摇”。1909年直隶丰台乡民抗捐，其首事者即为宝坻县盘龙庄地保，他联合徐家胡同庄人与宁河县岳庄人等集会成立得胜会，宣言抗捐。而山东莱阳民变中领导人之一于祝三为永庄社社长“素倡反对新政，抗不纳捐之议，村民多归附之”。三、原属官府的吏役群体等，如山西高平民变中两个主要谋划者即为广灵县已革训导郭士基、代书李东梅等。再如河南泌阳教案初为库吏张云卿为首领，竖旗聚众围城攻教。但这部分的领导者数量比较少。
总体来看，这些人物大多有一定的资财，是乡村中的小富有者；并且在当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他们领导抗税运动表明他们的利益正在受到损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考虑一下这部分人为何更倾向参与领导民变。
在华北一般乡民极易追随士绅地领导参与民变，并非仅由于对绅权的崇拜，实则二者还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当捐派增加时乡绅等小富有者感觉受到了更多的压榨。在庚子地方赔款的筹措中，摊派赔款便多由富户、粮户等“一般良民”承担。其皆因拳民大半为无业游民，从而习之者又多为无赖子弟，向之筹措势难成行，最后便只有落在家有资财的民户。山西省在义和团运动后筹画教案等各项赔款，为数颇巨，“无非就地筹办，取于荐绅富室者曰善后绅富捐；取于小民者曰地亩捐。……独泽州、潞安两府属，……富绅遂不能踊跃。”而在直隶“历年水旱偏灾，民多困乏；加以去年官兵扰于前，洋兵扰于后，民财益复大伤。……今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无辜受累，谁肯甘心？”景廷宾便是最好的例证，时广宗县令即将全县32厂摊款“责成于廷宾一人”。此时最感负担沉重的是乡村中的一般中小富有农。清末新政时期，捐派直接面向村庄，全体村民都有负担捐派的义务。但这些捐派最终便又落在那些有地的中小富有农身上，因为村中无地的农户是拿不出值钱的东西，无赖则无法让其拿出东西。正如时论所讲，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况一家动辄派至数千金、数百金，又乌能从容取给乎？”因此，新政筹款之议一行，往往颇为绅民所不悦，以至大滋绅民之怒。
所以，佃农、雇农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起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可能较少参与领导抗捐活动。拥有小块土地，收入还过得去的农民最有可能看到赋税增加对他的威胁，所受冲击也是首当其冲；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许多民变中总是见到村首事等乡村中的活跃人物。
清朝对现有政治版图的贡献
从儿时起，我就非常讨厌看辫子戏，主要来源于我对清王朝丧权辱国屈辱历程，和鞑子对我们汉人的统治，总感觉清朝没有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一点点好处，但随着对历史的不断认识，视野的不断开拓，突然又觉得清朝是一个相对清明，并且伟大的王朝（相对宋、明两个汉统朝代），他走向衰败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们不加探讨，这里我们就单拿对现在的政治版图贡献来说，就功不可没，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过明王朝的长城一场牢固，清没能入主中原，那么会是怎么样的结局呢？我们还会拥有目前的960王平方公里疆土吗？答案是肯定，恐怕连现在的一半疆土都没有，首先是我们失去东北和蒙古，其次是西北边疆最多到玉门关，没有了今天的新疆（旧为准格尔），再次，西藏和青海也与我们无缘了，最后长期的海禁，使得海防不断萎缩，最终无力解决葡人侵占澳门问题，台湾菏占及我令人头痛的倭寇骚扰问题，明朝的实际影响力西边不过到甘肃陕北榆林一带，西南到四川云南一线，这还仅仅是最好的结局，更糟的结局恐怕不能预料，如：一个没能吸收汉人先进文化的满洲小国，退于明朝来说古人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这个满洲国能否抵御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舰船利炮，能否抵御斯大林的侵吞野心和钢铁洪流，满蒙即便没有被沙俄侵吞，也会像芬兰一样成了斯大林的盘中餐，西北更惨，新疆完全并入沙俄，西藏落入英印之手，麦克马洪线的纠纷就要移到陕甘一带，失去战略纵深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东西夹击，南北挤压之下，根本不会仅仅是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定性，后果根本不敢想象，北京、西安这样的边防要塞是万万不适合用来定都的，郑州、开封都不保险，估计只能是武汉了。狂想瞎说一通，仅仅是想证明清朝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我们没有亡国灭种，不管我们这个苦难的中华民族跌倒了多少次，现有的政治版图资源是我们有不断爬起来的物质保证。关于所谓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
其实本来这个题目没啥好写的。天涯的匣中剑已经有一篇驳斥文，不过对象是戴晴的书。近日因为学校里一些take HC809的同志求该课程textbook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下称做“徐作”），无意中翻了翻这本书，居然又发现了这句话，勾起咱家砖头的兴趣，特作此文。徐作P595提到这句话，原文如下：
“毛泽东告诫干部要充分利用抗日战争的时机壮大自身。他说：【我们确定的政策应当是百分之七十扩张，百分之二十对付国民党，百分之十抗日。】”
其实很明显，这不可能是太祖的原话：太祖下指示不会用“百分之”这么文绉绉的词汇，这里用“成”或者“分”更符合太祖的习惯。实际上，徐著的这句话是二手货，而来源其实文中也给出了，参见徐著对这句话加的注释：
“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参见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29(Princeton, 1956)，206；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New York, 1957), 85;和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58."
这段注释里面提到的三本书，第一本徐犯了一个很明显的错误：这本书的名字是F.F.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Princeton, 1956)，而不是1929。该书作者为刘馥，抗战期间曾任职于参谋本部，也担任过实地作战业务，曾两度受伤并获勋。复员后赴美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该书采用中英日法德俄等语言的资料，综述起自黄埔建军，止于党国转进台湾的军史和重大战役。该书中文版由梅寅生翻译，中文名《中国现代军事史》，于1986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
其实这个错误很明显：一本介绍1924～1929年的书怎么会提到太祖1937年说了什么？而且1924～1929这个时间段也很奇怪，这一年没有发生足够重大的军事事件作为时间分野。
很遗憾，这本书咱家手头没有。先放下不表。
第二本，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花生米。这本书英文版咱家没有，不过中文版倒是有的——实际上在wiki百科上也有，有兴趣自己看。在该书第三章第14节是这样提到这句话的：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毛泽东向其部队讲话，其要点如下：
（一）「中日战争是中共发展的绝好机会。我们的决策，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对国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这一决策，可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 第一阶段，与国民党妥协，以求生存发展； 第二阶段，与国民党取得力量平衡，而与之相持； 第三阶段，深入华中各地，建立华中根据地，向国民党反攻。」
这倒不是三无（时间、地点、人物）产品，而且比起徐著的文字，要“原汁原味”得多。但是很可惜，这次花生米居然没有写出处！按说，这等话如果真的存在应该是以机密呈给花生米，出处肯定是有的：秘密报告也好，中共文件也好，总得有一个，但是很遗憾，花生米什么都没有写。另外，由于花生米身份问题，他在这里用这句话，其可信度本来就要打个折扣。这和早年中共方面说“衡阳第10军投降是早有勾结”完全是宣传，不可信是一个道理。
第三本，恰好咱家手头也有。在该书58页是这么写的：In the fall of 1937 Mao gave secret instructions that "Our fixed policy should be 70% expansion, 20% dealing with the Kuomingtang, and 10% resisting Japan."
其实对照一下，就知道徐著的二手货正是从这段话翻译过来的。好吧，让我们看看这段话的来历。
对这一条该书也列了注释。查该注释，内容如下：
This statement has been attributed to various source, and regardless of its form or origin is an authentic statement of the Communist policy. See Chiang Kai-shek, Soviet in China (New York, 1957),P85; A.C.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1958), p.283; and Liu. Military History, P.206.
同样是三个Source，第一个和第三个我们很熟悉，分别是花生米和刘馥.第二个是魏德迈，关于此人背景这里咱家就不普及了……很有趣的是，引用了1944年才到中国的魏德迈将军的报告，却没有引用1942年就到中国的史迪威将军的报告——抑或是史迪威压根就没提到这句话？不管如何，1.魏德迈的报告其可信度不可能比史迪威高，2.作为一个美国军人，魏德迈的消息来源不会比蒋介石更可信。当然了，在果酱们嘴里，史迪威通共是翻不了案了的——当然这完全是胡扯，说史迪威完全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来指导中国抗战是正确的，说老史通共就是彻底的扯淡了。说他通共还不如说FDR通共更有证据支撑——所以史迪威不写是“正常”的。如此说来，这本书所引用的三个source其实压根就算不上various source
这样一来，各种资料就指向了两个来源，一个是花生米的《苏俄在中国》，一个是刘馥的《中国现代军事史》。前者已经说过，可信度要打大大的折扣——且不提由于《苏俄在中国》这本书居然把毛子对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北伐军的各种援助给“讳”了这一事实使得该书的真实性本身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后者老实说，没查到。不过考虑1924～1949这个年代代表了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到国民党胜利转进宝岛，这本书的资料应当也是来源于党国方面，和花生米一样。
综上，徐著所引用的来源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于党国的“宣传”。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党国的来源如何。首先是考察可能的来源。军统和中统的头领级人物回忆录咱家手头各有一本，分别是沈醉和陈立夫的回忆录。
沈醉回忆录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在果酱们看来，这可以用沈醉被俘投敌因而“为尊者讳”来解释。很好，再来看陈立夫的回忆录。
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P208的确是有这么一章：“共党之不守信”，但是偏偏就是没有太祖这段话。现把本节全文内容抄录如下：
共党之不守信
共党和本党谈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国二十五年周恩来及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和我们洽商和平事，协议发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内容包括彻底实行三民主义等四项原则。孰料抗日战争开始，为时不及半年，共党就秘密命令其所属对外宣布：“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所谓四项原则是一项幌子，实际是壮大自己，其策略是：“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举例来说，在上层则和我们军事长官联络，在下层则设法拖走我们的军队，背叛他们的直属长官。
我获悉这一阴谋后，便将此密件面报蒋委员长，他看了后认为这情报是不可靠的，且以为离间国共合作关系的文件，并问告密的人是谁？我不得不将此人的姓名告知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竟怀疑此密件是伪造的，嗣后竟把告密者东北同志拘禁起来。
在此事件发生不久，我军退至汉口，阎锡山先生自山西飞来汉口向蒋委员长报告军情并顺便拜访我，我即告以共党密谋“壮大自己”的上述阴谋，他听了也不大相信，但岂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发现有好几团的军队被共党“挖”走了，时候，阎向人谈及此事件时，曾表示悔恨当时未接纳陈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范，造成军队的损失，至此，他才认清了共党的真面目。那时共党从山西渡黄河到山西，由于地缘关系，军队常有往来，并因此共军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他，不了却因此丧失不少军队。
后来，蒋委员长识破共党真相后，经我建议，乃把当初提供上述密件的东北同志予以开释，由此可知以蒋委员长之明智尚有判断错误之时，可见共党之虚伪狠毒实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全文未见徐作所引太祖的话，仅仅提到所谓“联络上层，夺取下层，打击中层”的策略，其差距实在不可里记。难道是因为陈没有“资格”知道么？从文中看，显然不可能。
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军内高级将领是否知情。手头有白崇禧的回忆录，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回事。当然，果酱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该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所以是“洁本”。很可惜，该书连“北伐期间共党之阴谋”一节都没有“洁”掉，拿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可信。除了小诸葛回忆录之外，陈诚抗战回忆录里也完全没有提到太祖这句话，反而有“年来赏罚不严，贪污不治，实为共党对民众尤其对青年宣传上最有力之口实，亦即本党政绩不佳之最大之原因”的话。以白、陈二人在国军中的地位尚且不提此事，这话的可信度难道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么？
另外一位理应知情的重量级人物，是叛党的张国焘。然而，张老四在回忆录中虽然对太祖口诛笔伐大送帽子，却从来没有哪怕是提到过这句话，更别说证明太祖提过太祖说过这话。
结合沈、陈（立夫）、白、陈（ 诚）、张的回忆录，党国究竟是从哪儿得知这句话，又是什么时候得知这句话，实在是大大的问号，可信度更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再看看中共方面的文献。在《蒋总统秘录》一书中，明确提到这话是太祖于1937年9月26日朱德率领第八路军从陕北出发时在延安所说。查《毛泽东年谱》，9月26日条目下只有太祖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第一个胜利（即9月25日的平型关大捷）。显然，《蒋总统秘录》中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平型关之战已于9月25日结束——这点党国方面显然是承认的——难道在第二天，朱德还率领八路军从陕北出发么？
至此，结合中共和党国的资料，我们已经可以确认：徐著中所引用的太祖的话，纯属捏造。
参考文献：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中文大学出版社（港）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 Mass,1963)
成败之鉴 陈立夫 正中书局（台）
沈醉回忆录 九州图书出版社（大陆）
白崇禧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大陆）
陈诚回忆录
蒋总统秘录
苏俄在中国
我的回忆 张国焘 明报月刊出版社（港）
我的回忆 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大陆）
毛泽东年谱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大陆）
中共“大跃进”运动爆发的原因
陇东学院历史系 杨甘肃庆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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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8年，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错误号召下，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它的发动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与当时东西方冷战的国际格局密切关联，更是与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不健全、及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密不可分的。
[关键词]：大跃进
历史成因
苏联
毛泽东
大跃进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作为特定时代中国G C D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历史性“创造”，它的发生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原因。本文力图就其成因作一简单剖析，以求更合理的解释论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国际形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越来越有利：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为实现印度支那和平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1955年亚非会议的成功有助于亚非国家之间的了解和团结；推动了亚非各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一个时期内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内一定程度的混乱，但是，亚、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在1957年11月莫斯科G C D和工人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他的发言中列举了十个例子来证明现在的世界“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卫国战争，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伊士运河事件，等等。将这些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大事与苏联的建设成就联系起来，毛泽东从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革命的现实主义---急欲改变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执著追求和美好向往终于碰撞在一起，并且激起了冲天的巨浪“大跃进”。
一、国际环境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G C D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十分复杂的，虽然我们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到”的政策，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有了保障。但是，国民党还盘踞在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对日和约尚未缔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经济上的禁运，军事上的封锁以及外交上的不承认政策，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中国周边蓄意“玩火”，企图以此来窒息新中国。在美国的唆使和纵容下，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攻大陆的叫嚣，制造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美、英、法等国家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穷兵黩武，到处炫耀其国力。特别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反苏反共的声浪极其嚣张。“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在最近一个月以来，兴高采烈地谈论苏联G C D关于个人崇拜的自我批评”[1]，目的是诋毁社会主义，以此来彻底催垮社会主义阵营。当代东西方对垒的格局也严重的预示着：落后就意味着毁灭。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自始就蕴藏着一种巨大的潜能和驱动力：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迎头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给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G C D提出了一个特殊的全新课题，即如何在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的困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如何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尽快地巩固、建设与发展社会主义，以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动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呈现勃勃生机。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在本国无产阶级领导下掀起了一股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加速经济建设的热潮，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上升。而苏联则宣称已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全体人民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并且苏联还成功的发射了人造卫星。这一切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使社会主义事业展现着无限美好的前景,这也给毛泽东很大压力，表示要加快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毛泽东认为，苏联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工业化，五六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农业集体化，中国也应该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实现工业化。这样，“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2]。随后，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辞时，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成为全党行动的纲领。显然，要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没有超乎寻常的高速度是难以办到的。这就为“大跃进”的发生埋下了伏笔。
二、国内形势的变化
从国内来说，自建国以来我国在各个方面成绩斐然。在重重困难面前，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军威，把不可一世的美国逼到谈判桌旁，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土改和镇反，到1957年又在完成“三大改造”的基础上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我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我国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巨变激励着当时中国G C D人和人民群众加速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虽然新中国经过七年的艰苦创业，社会经济面貌有了较大变化，但这毕竟是在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要在短时期内完全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困难重重。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我国生产力水平仍十分低下，基本处于农业文明阶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的是，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国民收入都远远超过我们，并凭借其经济实力在国际市场上要挟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客观现实使新中国第一代领袖们产生一种巨大的忧患意识，并且寻找改变这种局面的良策。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的比较快、比较大。毛泽东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不仅需要高速度，而且能够高速度发展，觉醒了的群众可以干出前无古人的、谁也不敢想的奇迹来”[3]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政治心理影响下，我国经济赶超目标的时间一再提高。毛泽东先是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4]的口号。不久，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5]。随着赶超时间的不断缩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来越高。以钢为例，八大二次会议确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10吨，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则要求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535吨翻了一番；1959年再努力一把，达到2700万吨到300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为了实现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只能促进经济以超乎寻常速度发展的“大跃进”。
从1957年开始，随着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毛泽东把当时对党内外一些干部群众实事求是地批评或纠正经济工作中确已存在的急躁冒进偏向的做法，说成是“右”倾，“促退”，当作右派进攻。这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很大压力，“左”是方法问题，“右”是思想问题；“左”出现了错误可以原谅，“右”出现了就要批评、检讨，从而普遍形成一种宁“左”勿“右”的政治心理。在反右扩大化“左”倾的氛围中，谁还敢对“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提出不同意见。“大跃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发动起来了。
三、建设道路上的认识不足
“一五”期间，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缺乏经验，较多的搬用了苏联“老大哥”的经验，这不可避免的会带来一些问题。毛泽东对于照抄苏联模式很不满意，1955年底他就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存在的问题的揭露，使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走自己的路的信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确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路，你还想走”[6]？从而正式向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任务。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围绕这一任务提出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意见。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在综合平稳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等等。应该说，这些探索成果已经在一些方面开始突破苏联模式。这在当时苏联模式影响极其深广的年代，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
1957年的反右斗争并没有使毛泽东放弃“以苏为鉴”的思考。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7]。不幸的是，此后的“以苏为鉴”偏离了反右以前的轨道。这是因为刚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7年”[8]。这主要表现在：从理论上看，由于三大改造的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发展异常迅猛，这就使党没有足够时间对面临的新任务新问题进行深入的理性思考和研究，也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总结，尽管1956年毛泽东针对苏联建设模式中的严重缺陷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用辩证的观点阐述经济建设中的诸多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但由于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在实践工作中很难操作，很难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另一面。因此，就当时情况来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国G C D人还缺乏理论准备。
从实践上看，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如从“一五”算起也只有短短几年功夫，因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没有比较深刻和正确的认识，从实践上积累的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直接经验几乎没有。正是由于全党在理论上、实践上、经验上准备不足，尤其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所以在经济建设中时常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从原始动机来看是“以苏为鉴”，摆脱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战略存在的严重缺陷，希望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建设方面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但从后来实际效果来看，我们不但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而且继续维持过高积累，片面追求以钢为纲的战略，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经济的严重失衡，最后“创造”出“大跃进”这种荒唐运动。 中共“大跃进”运动爆发的原因（二）
四、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健全
“大跃进”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还与当时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健全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跃进”运动是决策者对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左”倾错误没有清醒认识，反而推助波澜的结果。
1957年10月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所谓右派攻击1956年全面反冒进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毛泽东又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和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指责纠正1956年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是“右倾”，是“促退”，还说反冒进也是政治问题，是方针性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在经济建设中只有右倾，没有“左”倾，即使“左”，也是有益无害的，因此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不该反“左”倾，而只能不断的反右倾保守。正是由于八大以后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反复严厉的批评，不断助长了“左”倾冒进思想的发展、泛滥，最终导致了“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
为什么党中央集体作出经济建设的正确决策，会因毛泽东一个人的反对而造成中断执行的局面。这主要是当时国家政治体制的不健全所致。一是权力过分集中，二是领导体制缺乏必要的、可靠的监督机制。正是这种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导致党内民主作风遭到破坏和毛泽东个人专断作风的形成，在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下，领导者不受限制，当民主集中制执行的不好时，领导者就容易决策失误。
此外，在组织制度方面也存在弊端。中国G C D自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且赋予毛主席在书记处有最后决定权，从此开始，党内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从1949年起，毛主席掌握党政军三大权。他既是党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后为国家主席），又是中央军委主席，还兼任过第一届人民政协主席。这样就造成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经济上国家统得太多、管得太死。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大跃进”得以发动和进行的体制上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10]。
五、“赶超战略”走向极端化
“大跃进”是我们党实施“赶超战略”的产物，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赶超战略”是基于对形势正确考察的理性选择。
从国内情况看，一方面，革命的胜利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但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上“一穷二白”的严峻状况实在不容乐观。毛泽东坦言：“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1]。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毛泽东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还是感到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12]。
从国际形势看，政治上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之势，经济上社会主义却落后与资本主义。西方大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对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强大压力。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促使我们党努力寻找改变落后状况的良策。回顾历史，早在1917年列宁就提出了“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3]。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
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赶超战略”就成为我们党的当然选择。由此可见，在当时情况下，我们党选择“赶超战略”绝非一时冲动，恰恰相反，这一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理性的。但是，赶超战略后来走向了极端，目标实现的时间一再提前，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也越定越高，空想色彩越来越浓。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全民大炼钢的浪潮。据统计，参加大炼钢铁的人力超过了一亿，超过的了全国总人口的1/6。一种理性的选择最终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吞噬。
六、毛泽东的个人因素
“大跃进”运动是在毛泽东主导下发动起来的。其主观动机是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强国力，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主动权。但客观事实却是他忽视经济发展规律，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造出“大跃进”这样的产物。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经济建设可以全部照搬战争年代的经验，可以把经济建设事业归结为群众运动，并把群众运动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他把经济上赶上先进国家看得太容易了，以为只要照着过去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激发他们的生产建设热情，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办不到的事凭着几亿人民的冲天干劲，“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的气魄，奇迹就会出现。然而，当我们真实地回顾“大跃进”这段历史时，的确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一切都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气息，群众热情无限高涨，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兴办人民公社，无不以群众运动推行之。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构想，都是一派浪漫、一派想像、一派诗意、一派意气风发。可以说，以诗情来推动“大跃进”，把未来社会诗意化，以成为当时的普遍心态，这也是充满诗情画意的毛泽东看到的景象。因此，当1958年11月毛泽东看到《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材料后，欣然批示说：“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14]。
然而，人们的想像无论怎样幻化万千，也都不能超越时代条件的束缚。“大跃进”中由于毛泽东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诗意压倒了理性，想像淹没了事实，结果把亿万群众的建设热情异化为不顾起码常识的狂热运动，出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等远离实际的行动口号，使出于真正情怀的“大跃进”运动最后实实在在地造成了一场巨大灾难。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因素，他的真实目标是要超越苏联。在1957年11月19日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与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谈话时，毛泽东说过，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工人党也需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苏联准备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而毛泽东也夸下十五年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然而毛泽东的雄心比他宣布的还要大。早在1956年8月，他就说要在五六十年中超过美国：“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15] “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16]现在毛鼓励苏联超过美国，难道他只满足于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不。毛的真正对手是苏联。他要比苏联更快地赶上美国，他要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社会主义阵营就要以中国为首了，而他也就是世界共运的领袖了。在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后人要超过前人，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超过马克思，为什么中国不能超过苏联。问题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只是凭意气，缺乏清醒的估计。尽管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经验不能成为典范，但中国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和实际经验也是很不够的。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斯大林问题吸收教训，作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但这不能说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完成了或成熟了。
毛泽东是个伟人，他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需要使全世界目瞪口呆，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大跃进”的悲剧命运。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发动表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G C D和中国人民既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又有教条主义地按照马克斯主义经典理论去构想和规划社会主义的理想蓝图，并且在现实国情与经典描述明显不符合的情况下去进行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创造”；既有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一面，又有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准备不足、急于求成的一面。“大跃进”已经过去了，它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限的反思和遗憾。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因为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们应该更加认真去思考的是“大跃进”带给我们什么？我们能从大跃进中学到什么？有此精神意识，中华民族才是一个真正自强不息的民族；有此精神意识，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世界民族之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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