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否会惊人的相似，乃至重演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一直都是循环往复，一个个新旧朝代的更替，似乎都有着一样的规律。秦以暴政得天下，又以暴政治天下，导致百姓难以为生，盗贼蜂起。这所谓的盗贼，其实也就是被暴政逼迫无法生存的百姓。秦末先有陈胜吴广起义，后有刘邦斩白蛇起义，秦于是灭亡。汉立国吸取秦灭亡教训，施政以无为为本，休养生息，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恢复。但是汉后期的统治者，太平日久于是不免日渐骄奢，百姓的负担于是又加到无法生存的地步，黄巾起义于是爆发，汉亡。而后的魏晋，隋唐，宋元无不是如此。新朝代将旧朝代取代，旧的寄生阶级被革除，而新的统治者又能励精图治宽待百姓，人民的负担大大减轻，所以生产力会快速得到恢复，进入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是而后的统治者不知自己先辈的艰辛，太平日久难免骄奢，人民的负担又大大提高，于是又回到了前一朝代的状态。晋惠帝，唐玄宗，宋徽宗就是如此。秦败于陈胜吴广，汉败于黄巾起义，清败于太平天国。成功的农民起义，比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等。但是大多数农民起义并没有成功，只是或多或少打击了王朝中央的权威，让地方势力坐大，进入军阀混战，或数十年，或数百年。而后在众多军阀中产生一个收拾残局者，他就是中国新的最高统治者。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民国大总统孙中山，无不如此。
由于统治者的原因，天下大乱，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像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暴君，暴政逼迫天下大乱，而其统治者用现代客观的眼光来看，可以说无不具有雄才大略。一种是像蜀后主，晋惠帝这样昏庸无能者安于享乐者，导致朝政黑暗于是天下大乱。再有一种皇帝本身就是个摆设，各个政治势力勾心斗角朝政黑暗导致天下大乱，东汉后期的几任婴儿皇帝就是如此。后两种发展到后期，也许内部就会产生新的统治者，去取代无用的摆设，魏武帝，宋高祖都是如此。
当今天下已安享太平多年，已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发展到后期的骄奢腐化，危机从丛。虽然如此，但是依然不可小看当今的统治者，当今的统治者对当下的社会控制的能力，已非过去千年的状态。社会一有风吹草动统治者便迅速做出反应，且现在百姓还相对来说没有到那种无法生存下去的状态，以中国人民的性格，是难以做出铤而走险的选择。过去几千年某个王朝到了后期，往往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大夫阶级会站到与王朝统治者对立的一面。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已无当年的骨气，多的只是奴才。而农民起义要坐大成势，必须有知识分子，有一定眼光有一定号召能力的人去领导，才有成功的可能，不然也只会是一群散沙。统治者已将知识分子牢牢控制在手中，这是它的高明地方。
那么现在的统治阶级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类似蜀后主一样昏庸的的最高领导，导致自身权威丧失？我看不会，因为现在的统治虽然一样专制，但是却并非过去的家天下，以竞争上岗的方式来产生新的统治者，而昏庸无能的人，根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虽然不会有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的出现，但是要出现一位能扭转乾坤的统治者，一样是很难。因为现有的统治者为自身利益所困，要扭转乾坤，就必须革自身命，而这是十分困难的。也许，会出现一个这样最坏的选择。统治者虽然力图改变现状，但又极力避免触及核心问题，所以只能以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来继续维持。继续维持难免力不从心，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做出违心的改变，可又难免不彻底，无法解决问题的根源，就这样僵持维持着若干时间。
而后的结局呢？难说太难说，也许人民会造反起来革命，进入类似法国大革命后的混乱状态，为民主自由孕育新的土壤，虽然这土壤是血红色的。但是，也许会有另一种可能。当老的一代差不多都离开了这个世界，像苏联勃烈日涅夫后期一样，多数的人都普遍对旧的东西感到厌倦时，一帮有着新的思想的人物，逐渐走到统治中心的位置。他们会以改革为名，暗地里朝着新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个时候不改变就意味着灭亡。发展地好，有一群开明的人物带领着，也许我们会向蒋经国当年的台湾一样，软着陆到自由民主富足而公平的社会。发展地不好，像苏联戈尔巴乔夫一样，也许我们会硬着陆到一帮既得利益者以民主的旗号，改变现状瓜分赃物的混乱时代。而后一种可能，发生的可能性正逐渐加深，既得利益者正在试图篡改一切，但又毫无理想可言，虽然已被一些警觉的人物发现，但其危害已大大产生。但也有一帮人，与这些企图篡改一切的人斗争，希望回复到过去那样绝对平等而保守的社会。
有人期望将这些试图篡改一且的人铲除，以回复到过去平等保守的状态，我深不以为然。有人期望能扭转乾坤走向民主自由平等的未来，其道路将是艰险的。而更多的人只是投机的看待任何方向，暗地里寻找新的掠夺渠道。但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却永远不变，试图逆潮流而行的人毕将罔为。这发展大趋势的过程，也许会是血雨腥风，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但是其结果将是凤凰涅盘，来到一个新的境界。可这其中或多或少一定有着许多曲折离奇，不会一日而成，我们不得不感慨赞叹。 人类世界皆如此 万历皇帝与资本主义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感念
大家一谈起中国百多年的屈辱，就会说是因为满清王朝的守旧与腐朽，可是深入的研究，还是得重明朝谈起。
元朝对汉民族的征服，彻底打乱了中国的文明发展的脉络。元朝的蒙古人，他们并无汉人那些旧有的儒家传统，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带来财富就是好的。所以，他们十分重视能够带来财富的工商业与科技的发展。这样的发展脉络，本是好的，促进社会大进步的，正是工商业自由的发展，以取代农业。但是元朝把这个发展模式发展成了一种极端，过分对百姓的剥削，再加上自身的愚昧与腐朽，促成元朝的迅速崩溃。而继以代之的朱元璋，自身出自农民，本无什么文化，但是又想复兴汉人的儒家传统，可是却儒家文化的复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封建社会本是建立在小自耕农之上的，国家的根基正是许许多多的自耕农。而工商业的发展，导致社会管理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越了过去小自耕农式社会的简单淳朴的形式。但是工商大发展，必然导致财富集中，财富集中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是封建王朝最大的威胁。朱元璋虽然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本身却没有大眼光，反而把社会方向带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用封建礼教这些旧制度去约束这样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极端否定个人的反人本主义。期望通过这种方式让社会变得传统而淳朴，达到儒家所谓最理想的状态，以此来消弭各种社会矛盾，可以说明朝变得比唐宋更加保守。
明朝的人，把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一个极端保守约束人的东西。人们只知道三纲五常，而早已忘却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未轻”这样好的民本思想。把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不变的位置，社会处于十分十分的静止状态。人们只知道期望用祖宗之道这些不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东西，来管理这个社会，而不知另求新路，人们的思想被完全静止固定住了。这样的制度不能将封建社会变得更好，而明朝的士大夫们却依然固守这这样的制度，而这正是他们的矛盾所在，他们已经走到了无法走下去可又不得不走下去的模式。这样的社会，怎能不败？而这样的模式，正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的“洪武模式”，正是这种模式，僵化了我们中华的思维，封闭了我们中华的眼界。
西方与我们传统的中国相反。虽然西方也有封建领主，但是他们的封建领主从来没有强大到中国明朝如此程度。个人对财富的渴求带来的自由贸易，一直是西方的传统。比如先后兴起的维尼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这几个海洋大国。对财富的渴求，促使贸易的发展，由于贸易的需要，各种关于航海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得到不断的发展以及工商业的进步。这使得西方人的眼界拓宽，乃至发现新大陆以及新大陆上的黄金。
而最根本的不是新大陆上的黄金，而是工商业发展所带来制度的革新。西方的传统是殖根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之上的，这和我们的极端化的儒家礼教类似。而工商业发展，带来一种不是以基督教道德来判断事物，而是以法理的，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界》上所说的“数目字”方式的管理方式。比如基督教禁止高利贷这样的有偿借贷，而工商业发展又需要这样的融资渠道。工商业大发展带来了新的观念与新的科学进步，新的社会阶级形成，自然威胁到了基督教的传统。文艺复兴，就是这一大发展的具体表现，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大的启蒙。而其根本，正是对“个人主义”的肯定。当每个人在大家公认的制度下，都可以自由追求各自的幸福生活，而不是以“原罪”等这些基督传统来约束人时，人们看清基督教的伪劣，新的阶级渴望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期望打破基督教所垄断的权利与利益时，革命于是发生了。
“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的长期革命”，便是这一社会发展大趋势在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具体表现。工商业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的变动，而由此带来的革命则是彻底的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以将旧有约束社会发展的制度由新的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取代。这样的大变革，在变革过程中，必然带来许多血腥与暴力，给人民带来许多苦痛。可是一待这样的社会制度变革基本确定，对人的各种约束得以取消，约束生产力的发展的许多因素也得以消失，所以客观上生产力必将大大得以发展，社会得以进步。
所谓这样的变革，所低定的来的产物，便是“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说好也罢，说坏也好，客观上确实加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虽然资本主义的前期让许多人痛苦不断，比如羊吃人的故事。但是不可否认资本主义能够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优化了资源配置，增进财富的增加与科学的进步。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也就是对百姓过分剥削忽视多数人类利益，过分偏向少数人时，于是就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念。可以说，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
共产主义的出现，迫使资本家们不可以类似过去一般的血腥剥削，逼迫政府增进人民的福利，客观增加了人民的好处，减少了资本家的收入。资本家们却说这样压抑了资本家对财富的渴望，所以会压抑社会财富的增加。可是反过来说呢，增加人民的福利，减少资本家的收入，这样必须逼迫资本家依靠技术的革新，而不是靠剥削来获得更多的利润。技术的发展，工业的进步，产业的升级，也许没有这种外在的压力，是不行的。但是反过来说，把多数的利润给了百姓，消费更多而积累更少，这样就没有资本去进行技术的革新，创造更多的新财富。所以说，资本家与百姓，应该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均衡态势，而不可走向了两个极端。
而我们中国，也正处于一个类似这样的变革时期。我们的社会发展，也一样需要一个适应的社会制度。洋务，辛亥，五四等等大变革，这些虽然不同程度的打破了旧有的制度，但是却一直未建立一个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其结果是社会的混乱，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我们当代现有的社会制度，一样制约束了我们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许多社会问题，正是因于此，所以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改革，需要一个大胆而小心的新思维，需要大胆的将旧有的约束我们的社会制度打破，小心的去建立一个新的适合我们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便是以人为本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为什么要大胆，因为旧有的东西已经严重约束了我们。为什么要小心，因为我们需要避免我们历史上的那些覆辙，因为我们承担不起这样的变革成本。但是变革总会是有痛苦的，这是无法避免。可一待变革稳定后，我们一定会复归汉唐那样属于我们的辉煌盛世，屹立于强国之列。
以上正是我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两本书的感念，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教。另外，还有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唐德刚的《袁氏当国》，《胡适口述自转》等书对我影响亦很大。
回复 #1 项空月 的帖子
历史规律嘛。。。 yct::24yct:: 好长，看不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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