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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把关键字列出来

为什么不能包括法律，人文科学怎么说也是一脉的啊。

我读中国当代史，感觉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官方的评价，总有点令人不满意，因为它对毛泽东的过错说得太抽象了。我试着重新概括一下，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可以归为三大功和三大过：

三大功：

一，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强国地位。抗美援朝战争一洗中国百年耻辱，之后，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把中国看作是东亚病夫了，华人抬起头了。这一点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及，感慨颇多。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点也不错。

二，铲除了国内各种恶势力，彻底消灭了各种江湖帮派和宗教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干扰，实现了内政的完全统一。这一点印度感受很深。印度认为他们在发展问题上始终落后于中国，关键原因不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彻底实现了国家政权的一体化。印度由于受制于宗教冲突和等级阶层对立，国家很难政令统一，步履艰难。

三，拉住了第三世界，形成了中国的势力范围,成为世界大三角中的一极。毛泽东的高超手腕使中国建立了与自己国力根本不对应的外交影响力，造成美苏在国际上都有求于中国的局面。由于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作后盾，这一点对后来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今天中美对峙中中国抗衡美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大过：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灾难，造成了中国国力的空前损耗。文化大革命对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损害了中国的生机，人民生活严重倒退，人民权利严重践踏；对外世界革命的结果损害了中国的形象。

二，五七年反右和对知识分子的整肃，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的大倒退和回归专制。建国前中共指责蒋介石专制，可蒋介石时代中国还出了一个鲁迅，建国后中国一个思想大家都没有。

三，三年“大跃进”，经济上的蛮干造成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千万，为中国历史之最。

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定位，我的结论最终是由G C D未来的政绩决定：
毛的一生其实就两件事，一为“打天下”，一为“治天下”。不客气地说，毛泽东的治天下可谓一塌糊涂，不及格，但毛泽东打天下的意义，则很大程度取决于毛的继承者治理中国的成绩如何，如果后来的领导人把中国搞得一团糟，天怒人怨，那么毛泽东的“打天下”自然成了“罪恶之源”了。但如果后来的领导人能搞出个强汉盛唐这样的盛世，则作为中共得天下的奠基者毛泽东自然是功高盖世。后世的中共领导人政绩越突出、越好，毛泽东的形象就越伟大。我认为毛泽东的声名之所以能在其去世后三十年多年内盛而不衰，很大程度取决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功劳。

计量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多种因素经过几十年合成的产物，其中主要是不是法国年鉴学派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进入20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及一系列对人类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人类社会及人本身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一切动摇着根植于历史学家头脑深处的传统历史认识论。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等等观念，通过各种渠道对各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些观念恰恰为将计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构成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29年，M·布洛赫和L·费弗尔创办《经济和社会史年鉴》，试图用以经济和社会史为重点的新史学去打破传统历史研究中心以事件和个人为中心的政治史的统治局面。新史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的转变使得人类历史活动的一切内容都处于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从而使他们把目光转向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民大众。为了概括说明这些占人口大多数人民的真实情况及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面对大量而零散的历史资料，新史学家似乎只能采取以“大数定理”为基础的统计方法——从浩瀚的历史文献在统计归纳出能够真实反映历史状况的数据，从而进行分析，期望以此来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他们不遗余力地将社会科学引入历史研究之中，以提高历史学家认识、解释历史的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终于为广大历史学家所承认。由于这些努力，历史学终于开始进入社会科学计量化研究方法的主流之中。也是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统计方法的创新和定量分析的理论。历史学家对这些成就及发展趋势不可能无动于衷，它们不仅提高了人们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能力，而且很自然地向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显示这些变化过程的历史记录如何呢？当然，这里所要求的历史记录是能够与社会科学所应用的计量方法所得出的结论相对应的精确数据，而不是传统史学充满想象的描述。历史学家在思考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社会科学的新概念及各式各样的计量研究方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渗入到历史研究之中。


在以上述及其他因素作用下，伴随着电子计算机及其技术的发展，计量史学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
1954年，美国的W·O·艾德洛特首次采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穿孔卡和统计学中的定标法，对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下院的投票行为进行分析，大大提高了研究速度。1955年，美政治学家V·O·基在对新英格兰的选举报告作趋势分析时，发现选举行为呈现出周期性稳定，第一次提出了“临界选举”的概念。同年，受过社会学训练的L·本森对政治史的研究现状不满，号召史学家摒弃“印象主义”方法，把原始资料的范围从报纸和手稿扩大到可以用数值表示的资料。一九五七年在美国经济史学会第二七次年会上，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迈耶和A·康拉德在一篇题为《经济理论、统计推理及经济史》报告中，积极提倡在经济史研究中采用数量方法。1959年，社会科学理事会以“社会科学中的定量史”为题兴办讨论会，在大多数与会者看来，数量方法也就是计量，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这次会议后，“定量化”一词在史学界有胫而走，它的含义也随着数量史的成长而发生了变化。一九六○年，美国普度大学经济学家L·戴维斯、J·休斯、S·赖特等，在该校召开的“关于经济史数量方法”的学术讨论会上，报告了他们在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历史数据方面取得成功的论文。之后，这种研究方法被推广，并在美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形成所谓“新经济史”学派。1963年，R·W·福格尔发表了《新经济史初探》一文，比较了新旧经济史的不同，总结了新经济史近年来的成果，称新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和统计学传统的“当代继承人”。从此，“新经济史”一词逐步代替了原来的“计量史”或“计量经济史”。次年，福格尔躬行已说，用明确的反事实模式和复杂的统计推理方法写成了《铁路与美国经济的成长》一书，在美国史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过辩论，新经济史的阵容大大加强。这样，到六十年代中期，新经济史已经占据了美国经济史舞台的中心，它的课题已涉及奴隶制经济学、扩大统计系列、说明生产力增长、解释具体工业发展、分析工艺发明传播、评价个别发明的社会收益以及描述都市化过程等。计量方法应用于研究社会史，形成所谓“新社会史”学派。其代表作品有，S·塞思斯特鲁姆的《贫穷与进步》等。计量方法应用于研究政治史，形成所谓“新政治史”学派。其代表作品有本森的《杰克逊民主的概念》；艾德洛特的《二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下院的投票模式》等。七十年代，计量史学在美国得到了蓬勃地发展，创办了《经济史杂志》、《历史方法》等专业刊物，成立了一批计量史学的专业性团体。并且，在美国历史学会还设有历史计量资料临时委员会，从事历史计量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一九七二年出版了集美国计量史学研究大成的《历史计量方法研究丛书》。现在，计量历史学已被列入美国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学内容。在芝加哥大学设有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的半独立性的计量历史学专业。在美国的影响下，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计量史学也先后在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得到发展。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的“剑桥学派”都十分重视计量方法的应用和计量史学的研究。一九七六年联邦德国成立了计量历史研究会，前苏联历史学家特别重视对计量方法的理论探讨，在运用电脑进行史料处理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七十年代后期，计量方法在史学领域的运用，已经逐渐成为东西方各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势。一九八○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决定由联邦德国、美国、匈牙利、前苏联、瑞典等国负责筹备成立历史学数量方法国际委员会，这说明历史计量方法，已在全世界范围得到传播。

看到论坛里有发与左宗棠相关的帖子的。于是我谈一下自己对他的认识，以资交流。
我感觉左宗棠是勇于任事的，规复新疆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功绩了。但规复新疆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以为只要派兵进军新疆，阿古柏的军队就完蛋了。其实更重要的是粮食的解决，如果粮饷不济，再多的军队也不行。在左宗棠西征前，清政府曾派刘铭传出关，帮助景廉等收复乌鲁木齐等地方，但刘铭传称病奏请离营。而李鸿章也是不希望刘铭传的军队出征的，他说刘铭传所部“断不能孤行与无粮无主之地”。但左宗棠不怕这些困难，对于粮运的困难，他利用军屯，解决了。而以后的进展，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吧。
另外，左宗棠在中法期间还派王德榜去抵抗法军，镇南关大捷就有王德榜的一份功劳。
有人很喜欢拿左宗棠和曾国藩以及李鸿章来做比较。
对于曾国藩，我了解不多，但有一点，左宗棠的气度估计不如曾国藩。曾国藩手下出了很多大将，但左宗棠手下出名的寥寥可数，领兵规复新疆的刘锦棠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是，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应该比曾国藩要高，在这一点上，恐怕晚清找不出能比左宗棠还厉害的人物来了。这也是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清政府把他调回北京的原因。有很多人都认为，清政府把左宗棠调回北京是出于与俄国妥协，缺乏抵抗决心的证据，其实，恰恰相反，调回左宗棠就是为了抵抗俄国的军事压力。
与李鸿章相比的话，他似乎更显得刚毅，对外更强硬。说实话，我还没发现，左宗棠有过惧怕列强的言语，如果哪位见过的话，还烦请告知一下。当我还要说一点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包括以后的张之洞在晚清的重臣之中，都是有眼光，有本事的人物。
偶尔想起这些，和大家交流一下。估计会有不妥和孟浪之处。

所谓“三屠”，乃指的是晚清三个最具影响力的封疆大吏，即：张之洞、岑春煊、袁世凯。晚清遗老陈夔龙在他的《梦焦亭杂记》中这样写到：
“时人多谓南皮屠财、西林屠官、项成屠民，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成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
其中，南皮即指张之洞，西林即指岑春煊，项成即袁世凯。此三人，乃晚清时期权倾一时的人物，袁世凯是北洋新贵，掌握着全国最精锐的北洋新军，傲视群雄。张之洞在湖广一手遮天，且资格最老，自然谁的帐也不买。岑春煊因西行护驾有功，红极一时，有老佛爷在背后撑腰，他又有何畏惧。
三人得此恶名，并不是时人的虚妄，乃是三人为官处世的生动写照。张之洞起身于清流，后来成为封疆大吏，是地方督抚中积极兴办洋务的少数官员之一，是在当时唯一能与李鸿章比肩的。甲午一败，李鸿章名声扫地，张之洞更是独掌洋务运动的牛耳。晚清时候，洋务被各级地方官员视为敛财的终南捷径，张之洞在湖广经办洋务数年，自然被视为敛财之人。袁世凯之所以有屠民之名，是因为他在山东极力镇压义和团。前几任山东巡抚对义和团暗地里都有扶持之意，惟独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就大开杀戒，使得山东的义和团迅速的北移。当时的山东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谣“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袁世凯镇压义和团时的穷凶极恶之相。岑春煊得屠官之名，是因为他对晚清吏治的最后一次“发奋图强”，但他对满洲政权的这种忠心并未被时人认可。屠官之说褒贬不一，在今天看来还是有其积极的一面的。岑春煊被时人称为不学无术之辈，但其人性情刚烈，办事果断泼辣，不畏权贵，早年在任广东布政司期间因参倒广东巡抚谭钟麟而名声大震。庚子事变，慈禧携光绪帝西逃，岑春煊带领一小队兵马日夜兼程东进护驾，使困境中的慈禧感动不已。从此得宠于慈禧后，更是想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以示其赤胆忠心。可谁料到变幻无常的晚清官场又将他打倒在地，被慈禧外放，在官场黯然失色。
在1909年，这三位颇有声势的督抚境遇却大不相同。张之洞作为仅存的硕果，于1908年被慈禧补入军机，借以牵制风头正劲的袁世凯。岑春煊在“丁未政潮”被牵连，只好借“养疾”之名隐身上海，自此几乎已从政坛上消失，而袁世凯，也因新皇帝即位和满清权贵的敌视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都有被清除的危险。据现在学术界的流行观点，袁世凯没有被杀而是被罢免是因为张之洞的极力劝阻，因张之洞有“兔死狐悲”之意，不愿看旧臣被戮，看满清权贵排除汉员。而胡思庸在写《国闻备乘》时却认为“袁氏不预储君定策，自知失势，乃伪称足疾”，袁世凯还特地找了人将其扶掖入朝，而载沣遂将计就计，还煞有介事地赏给袁世凯一根拐棍，让他回家养疾。
袁世凯的罢官，并没有给张之洞带来好运，满清权贵多方挚肘使得一生身处顺境的张之洞整天怏怏不快，于是积劳成疾，不久即在抑郁中死去。
三屠之中，“一屠”已去，“一屠”失势。袁世凯虽被罢官，但实权在握，通往问鼎的路上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那些平庸的满清权贵们自然不是他的敌手，这也为其日后重新崛起问鼎最高权力创造了条件。

对于「太平天國」，冯友兰先生是持否定意见的，他在晚年的一篇访问记中谈到，「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为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统一了中國，那么中國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

1949年以来，中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总的来说，还是大大的退步了！从这点看来，和「太平天國」对中國的影响还是很相似的！

二战以来，日本超过了我们，韩国超过了我们，台湾也超过了我们，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所选择的主要调查区域是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离我家乡不远的三座村庄：海城市东部山区的英落乡石岭村、营口市西部的旗口镇前进乡后会村、以及盖州市东部山村安平乡贺店村。之所以这样选择我的调查区域是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东北地区的情况的研究力度相对不够，对于东北这一具有独特地理状况的“经济巨区”所表现出的种种特殊性的经济现象重视不够（例如skinner在分析中国地区经济时就自称“完全没有涉及满洲这个中国第九个农业区”）。另外本人对于上述地区的调查有着特殊的便利性，这是由于多数被调查者系本人的亲属，所以有希望在比较短的调查时间内取得更详尽的调查资料。 我首先调查的是海城石龄村的前村民赵长新，此人男，78岁，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从他口中我得知这座海城东部的山村，主要的农作物为高粱、玉米，经济作物为山上以梨树为主的果树，以及少量的用以养蚕的桑树。 在土改时该村共有93户农户，大约500多人，其中被划分出了2户地主、1户富农、以及9人的雇工。地主出租土地或雇佣长工和短工。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7：3分成，“次地”亩产2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由地主承担。雇工分为长工和短工（短工仅在农忙时候雇佣。）长工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4石（一般为小米，计1600斤。）短工根据劳动的轻重程度不同，每天可以得到3-4角的工钱。 值得一提的是，该村本地的农户全部为自耕农，佃户和雇工全部是外乡人，如遇灾荒，地主必须减租，因为如不减租，外乡的佃户即全家逃亡。 营口市旗口镇前进乡后会村的情况与此类似，被调查人贾有志，男，86岁，解放前一直在家务农，土改时被定为中农，家中9口人共有土地25亩，苇塘35亩。 土改时，贾所在的村庄共有约100多户村民，500-600人，其中有两户被定为地主，村里的土地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高粱，苇塘里种植芦苇（主要作为饲料和燃料）并养鱼。 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也是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的，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6：4分成，“次地”（涝洼地）亩产2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也是由地主承担。长工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2石（计800斤）。短工每天可以得到4角的工钱。 土改前该村一亩地的价格大约为60块大洋。 该村如遇灾年佃户根本不交租，地白种！ 家住辽宁盖州市东部山村安平乡贺店村的于海江，男，76岁，解放前教书，中农，家有17口人，30亩土地。根据他的回忆：土改时他所住的村庄共有90多户农民，人口500余，主要农作物为高粱，并种植少量大豆（一般全部出售，而并不用以食用。）山上一般种植有主要为苹果的果树。 该村土地出租的地租率同样也是根据土地的“好坏”而定的，一般来说“好地”亩产400斤，地主和佃户按照6：4分成，“次地”亩产也可达到300斤，地主和佃户按5：5分成。土地税同样也是由地主承担。雇工长工同样由雇佣者提供饮食，劳动一年的报酬是粮食2石（计800斤）。短工如果雇佣时间长些则一般到年底折算粮食付给工钱，如果只打几天工则按每天3-4角付给工钱。 该村由于自然条件的因素，很少遇到灾害的困扰，但如遇灾年，佃户租种的土地是完全不交地租白种的。 根据我所做的简短的调查，被调查的农民普遍反映，中国东北农民在当时的生存压力并不大，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当地农民“养家糊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是由于东北地区的相对地多人少的经济状况决定的。在贺店村的调查中我甚至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该地的一户佃户由于家里男劳动力多，其家庭生活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很多“地主”家庭。这反应了东北农村生产力的相对缺乏。“918事变”前大量关外劳动力“闯关东”这一基本历史事实也正应证了这一点。 在解放前，东北的土地分配情况相对来说是非常平均的。根据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曾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队长的海城石龄村的前村民赵长新的回忆：在土改后其村庄的土地平分后，变动情况并不大。所谓的“地主”、“富农”实际上是为了完成上级的“划分指标”而划分出的略微多出平均土地占有数的农户。 在我所调查的三个村庄里，村民绝大多数都是自耕农，且均有养鱼、果树等副业。在村中租种土地的一般都是外乡人。而外乡人家中男劳动力比例大的特点，使一般的佃户家庭的生活条件都相对比较好，甚至超过土地出租者。 由于这些村里大的土地所有者非常少，相当多的佃户向多户土地所有者分别租种少量土地，所以地主对佃户的“欺压”的情况似乎根本没有存在的条件。 另外，自然灾害对于佃户的影响似乎也不大，因为土地所有者必须在灾年减租甚至免租，不然佃户则会出逃。另外，在有些情况下，灾害给农民带来的也不一定是坏事情。例如家住辽河沿岸的营口市后会村村民贾有志回忆，辽河水中所富含的可做肥料的有机成分，使辽河水淹过的土地，在接下来的至少三年里必定会获得丰收。 综上所述，中国东北的农民，包括佃户，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地租、人口、灾害这三种制约因素的影响，温饱问题相对有极大保证，呈现出一种与其他地区所谓“过密型”非常不同的经济态势

清末华北民变组织发动的方式极其复杂，多数骚乱常常通过简单的反抗和自发行动表现出来；遇到歉收人们就立即拒绝交租，甚至以武力进行抵抗前来收租或压制的官府，同样饥寒交迫的民众一旦受到某种挑动立即就会爆发抢米行动。因此，许多情况下并不知道民变的领导者是谁。虽然如此，仍有必要对能够探明的领导者身份进行初步分析。从有关资料来看，能够知悉领导者的民变常常是所谓的抗捐事件，在许多抗捐活动中一般都有领袖，有时也有正式的组织，而领袖的类型各有差异。
在清末华北这类民变中其领袖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类：一、乡村的头面人物，如乡绅群体。由于他们在当地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一般情况下他们组织的民变都较有组织性，并有一定的社会冲击和影响。如直隶朝阳“拒洋社会”的领导者邓莱峰为“花子沟已革生员，忿教堂所为，阴图聚众自固，而各村民情势，争趋附之”。“两年以来，聚党至万余人，联团至数十村。”而那些经由联庄会组织发动的民变更具有这类特色，因为联庄会的领导人便多由地主士绅担任；其会首除需要在该地方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号召力，还要有相当地经济实力；其中不乏具有功名者。如广宗的景廷宾为武举，其本人也为附近村众所敬服。起事队伍中的领导人物“多系土豪，颇有声势”。深州联庄会会首田燮经也是武举出身。而许多民间秘密会社“头目多生员通文理者充之，以能抗洋人为宗旨”，如“武陟之东乡，入会者颇有富绅”。二、乡村中的乡约地保群体及部分普通民众等。如山东郓城屯民带头抗缴田价的任青和原由屯田五十余亩，后陆续典出，“平日横行乡里，人皆侧目。”1906年，山东运河南某地社长更“挟贼势持官短长，以此远近人心时摇”。1909年直隶丰台乡民抗捐，其首事者即为宝坻县盘龙庄地保，他联合徐家胡同庄人与宁河县岳庄人等集会成立得胜会，宣言抗捐。而山东莱阳民变中领导人之一于祝三为永庄社社长“素倡反对新政，抗不纳捐之议，村民多归附之”。三、原属官府的吏役群体等，如山西高平民变中两个主要谋划者即为广灵县已革训导郭士基、代书李东梅等。再如河南泌阳教案初为库吏张云卿为首领，竖旗聚众围城攻教。但这部分的领导者数量比较少。
总体来看，这些人物大多有一定的资财，是乡村中的小富有者；并且在当地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他们领导抗税运动表明他们的利益正在受到损害。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考虑一下这部分人为何更倾向参与领导民变。
在华北一般乡民极易追随士绅地领导参与民变，并非仅由于对绅权的崇拜，实则二者还有利益上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当捐派增加时乡绅等小富有者感觉受到了更多的压榨。在庚子地方赔款的筹措中，摊派赔款便多由富户、粮户等“一般良民”承担。其皆因拳民大半为无业游民，从而习之者又多为无赖子弟，向之筹措势难成行，最后便只有落在家有资财的民户。山西省在义和团运动后筹画教案等各项赔款，为数颇巨，“无非就地筹办，取于荐绅富室者曰善后绅富捐；取于小民者曰地亩捐。……独泽州、潞安两府属，……富绅遂不能踊跃。”而在直隶“历年水旱偏灾，民多困乏；加以去年官兵扰于前，洋兵扰于后，民财益复大伤。……今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无辜受累，谁肯甘心？”景廷宾便是最好的例证，时广宗县令即将全县32厂摊款“责成于廷宾一人”。此时最感负担沉重的是乡村中的一般中小富有农。清末新政时期，捐派直接面向村庄，全体村民都有负担捐派的义务。但这些捐派最终便又落在那些有地的中小富有农身上，因为村中无地的农户是拿不出值钱的东西，无赖则无法让其拿出东西。正如时论所讲，派捐遍及平民，饱暖殷实之家捐款尤重，“况一家动辄派至数千金、数百金，又乌能从容取给乎？”因此，新政筹款之议一行，往往颇为绅民所不悦，以至大滋绅民之怒。
所以，佃农、雇农以及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比起拥有土地的人来说，可能较少参与领导抗捐活动。拥有小块土地，收入还过得去的农民最有可能看到赋税增加对他的威胁，所受冲击也是首当其冲；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许多民变中总是见到村首事等乡村中的活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