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
作者：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决了什么问题？它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根据前面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我们的认识都只适用于现象，至于物自体，我们的认识达不到。这个结论在我们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现象和物自体中间没有绝对的、必然的条鸿沟．它是叶以克服的，是可以跨越的。怎么跨越？康德没有提供跨越的手段，因为这个鸿沟是不可调和的，现象和物自体一个在此岸，一个在彼岸。但他暗示了跨越的方式，就是辩证法。“辩证法（Dialektik）”是个希腊词，在康德哲学里，我们把它翻译成“辩证论”。康德把“辩证论”作为一种消极的存在看待，是贬义问，它在我们遇到矛盾无法解决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论对人类的理性来说是一个警告，就是说，下要再跨出一步了，再跨出一步你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但这恰好有一种暗示，当你从现象跨入物肉体的领域。或者说从现象进人本质的时候，就会出现辩证法，出现矛盾。康德认为这种矛盾是无法忍受的，所以对它进行了一种消极的评价。
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把这个矛盾看作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如果你认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积极的，那么，它就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现象跨入本体的方法。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的，自在之物通过人的能动的实践．可以变成为我之物。所谓通过能动的实践就是要通过辩证法。通过能动的实践变成为我之物，说明白在之物并不是不可超越的。辩证法强调的是能动性，人的能动性，以及能动的实践。康德已经提出人的能动性了，因为在人的认识领域，他提出了先验自我意识的能动的统觉、综合统一。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不是被动接受的，在每一个层次上都有人的能动性，哪怕是在感性的层次上，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洛克所讲的“一块白板”。人心并不是一块白板，人心有它固有的结构，有它的主体，有它的主动性。
康德提出了人的主体这样一种能动性，但他把它限制在认识的范围，不能超出，超出范围就到了物自体的领域。物肉体的领域有另外一种能动性．就是人的自由。康德认为人到了物自体的领域就到了自由的领域。自由不可认识，但是，自由当然是一种能动性，你可以去做，你可以不顾一切一切规律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去做，哪怕“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都可以大做。所以除了认识有主体的能动性以外，人在实践小山有一种能动性，这又是康德的一个暗中。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能动性合二为一呢！认识的能动件不就是实践的能动性吗！认识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嘛。但康德始终试图把这两方面区分开来，现象是现象，物自体是物自体，这只说明他的思想还局限在以往的形式逻辑的二分法的领域，虽然他已经在某些地方突破了形式逻辑的二分法——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康德在范畴表里已经提出了第三项——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已经开始突破二分法了。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还是采取二分法，只有现象和物自体，没有第三者。所以，有人说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在于他提出了一大堆的问题，不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怎么样的定论。
我们说康德处处存在矛盾，但实际上，康德的好处就在于他展示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不是胡言乱语，都有它深刻的哲学含义，有它的启发性。这种巨大的启发作用一直到今天还在引发人们思考，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道德、法律领域，人们在不断地回到康德，看看他怎么说的，看看他怎么提出问题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是最深刻的，虽然他自己解决不了。他解决的方式无非就是把现象和物自体区分开来，不让它们接触，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避免矛盾了。他恰好暗示了后来的人，推动了辩证法的产生。积极意义上的辩证法的产生就是从康德那里脱颖而出的。
康德的后继者就是费希特了。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学习了康德的哲学后，慕康德之名去听康德讲课，后来他去拜见了康德，康德还给他介绍了任职的地方。最后他当上了大学教授，写了很多文章，人家都把他看成是康德学派。他有一篇文章没有署名，人家都以为是康德发表的，很像。但康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这篇文章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反。所有的人大吃一惊，费希特也大吃一惊，他以为他自己是在阐释康德，在按照康德的观点讲道理，结果康德说不是，这时费希特才意识到他已经从康德走出来了。
他怎么走出来的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把康德的自由意志和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统觉合而为一，使人的行为真正具有一种现实的能动性，不只是一种理想的能动性，不只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而不顾现实原则来实践自己的道德原则，而是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具有了能动性。自然规律和道德规律不再是毫不相干的，道德律可以在自然界实现出来，你可以采用自然的手段去实现道德的目的，难道一定要“杀身成任”“舍生取义”吗？按照历史的规律来实现道德的目的也是可以的嘛。
后来历史主义就产生出来了，特别是到了黑格尔以后，历史主义着重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精神，不仅仅是人，而是绝对精神，人是绝对精神的代表。绝对精神在历史过程小能够创造整个世界。怎样创造世界？不仅道德理念的那个彼岸世界，而且我们生活的这个现实世界，都是由人的一种的能动性创造出来的。所以黑格尔后来把辩证法发展成为一种能动的、创造的学说。但它的起源就是从康德那里发展出来的，只不过康德把它当作一种消极的意义来看待。这可能是《纯粹理性批判》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不同的哲学家对他有不同的看法。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哲学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家，他们发展康德的哲学，主要着眼于他的认识论的形式方面，着眼于他的形式主义。弗赖堡学派主要着眼于他的价值论方面，着眼于他的《判断力批判》和他的《实践理性批判》这一方面。马堡学派着眼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并在形式主义的方面发展出后来的科学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的倾向。
康德在后世的影响非常广泛。整个西方哲学界，不管是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都受他的影响：有的是因为反对他而受了他的影响，有的是因为发挥他而受了他的影响，这都是由他所带来的一种风气。所以有人说，康德就像一个蓄水池，所有以往的哲学都流向他这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来。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们都公认，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今年是康德逝世周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他，不断有各种纪念会、研讨会。我国在北京大学、山西大学等地开了好几个康德哲学研讨会，台湾地区也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纯粹理性批判》就讲这么多。下面我们进人到第二批判。
纯粹实践理性的辨证论
下面我们讲辩证论。 辩证论讲到两种幸福观——幸福和德性。这两方面本来是不同的，不可混淆，但按照康德的看法，真正的至善应该同时包含这两方面。（dash?chste Gut，我们把它翻译成“至善”，这种翻译不是很恰当。）我们说一个事情做得好就是善，一个人在道德上做了一件好事也是善。但是至善，不仅仅是要在道德上高尚，而且要效果好。康德在考虑道德的时候一般是不考虑效果的，效果是感性的。但康德认为纯粹实践理性的道德律不考虑效果，能使道德成为一种最高的却不是最完满的善，最充满的善是要考虑效果的。至善就是最完满的善。中国儒家经典《大学》中有“止于至善”这样的说法。中国人讲“止于至善”，就是说没有一点人欲之私，极尽天理，其实质是在讲一种道德上的最高的善。但康德讲的至善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完满的善，除了有道德上的高尚以外，还要善有善报。就是说，你在道德上面高尚，你也能够得到与你的道德相称的幸福。我们都希望好人一生平安，总觉得一个有道德的人如果遭遇了不幸，是不完满的，是悲剧。我们总是希望，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能得到更大的幸福，如果他能够得到更大的幸福，那就是完满的了。这个意义上的至善，是道德和幸福相配。
这两方面本来是不可混淆的，自古以来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就各执一端。为了使两者能够相配，能够协调。斯多葛派就说，我们光有道德，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报偿了，为道德而道德吗，我又不是为了幸福。所以从主观出发，我做有道德的事情就是为了道德，道德就是我追求的全部目的，我不需要得到什么报偿，不需要报答。做了道德的事情，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报答了，它本身就是幸福的。斯多葛派是非常彻底的，道德就是为了道德，幸福也就是在道德的意义上的幸福，道德本身就是幸福。所以从道德里面推出幸福，在斯多葛派看来这是一个分析判断。我们前面讲了什么叫分析判断，分析判断就是宾词已经包含在主词里的判断。这里的判断是“道德是幸福的”，幸福已经被认为包含在“道德”的概念中了。
相反，伊壁鸠鲁派推崇幸福，认为只要是真正的幸福就一定是道德的，幸福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所以你只要追求幸福就够了，你不要特别去追求道德。去克己，去伤害自己，去禁欲，这都是不道德的。禁欲是不道德的，后来的很多人都认同这个观点。比如人们批评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就说他们不道德。把人的一切欲望都剥夺了，哪还有什么道德呢？尽管当时的人们认为那就是道德，但是后来批评他们不道德也是有道理的。禁欲人是道德，获得幸福本身就是道德。所以“幸福的就是道德的”也被看作是一个分析判断，“道德”这个宾词已经包含在“幸福”这个主词里了。
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都把道德和幸福的关系看作是一个分析的关系，但在康德看来，这是一个综合判断，“德福一致”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那么，道德和幸福要能够达到一致，如何可能呢？这个光大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必须要有更高的条件。更高条件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灵魂不死。一方面，活人受肉体的束缚，总难做到为道德而道德，只有等死后摆脱了肉体，才有希望接近纯粹的道德心；另一方面，好人在此生没有得到好报，就有待来生，有待彼岸世界，有待死后灵魂上天堂，在上帝那里得到报偿。我们在基督教经典里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这个人他一生没有做什么坏事情，上帝会保佑他，他在天上会得到报偿。《圣经》里也是这样讲的：你们不要注重地下的财富，你们在天上，主给你们储藏了更大的财富。那个财富是小偷偷不走的，是虫蛀不烂的，是总在那里的。你要相信你死后会得好报。一个人做坏事，人家说他死后会下地狱的，他不得好死，他死后还要遭受折磨。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德福一致，那就必须有个前提呀，那就是灵魂不死，人有来生。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有上帝。灵魂不死还不行呀，灵魂不死。如果你到了来世你还是得不到好报，那怎么办呢？这就必须设立一个上帝，上帝是公正的，上帝是最后的审判者。
德福一致的两个条件——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在纯粹理性批判里已经作为一种先验的幻象批倒了。但在实践理性批判里又恢复了，作为实践理性批判的两大悬设。所谓“悬设”（Postulat英文presume），也就是“假设”他意思。但这个假设是有根据的假设，我们把它翻译成“悬设”（关文运从英译个翻译过来时就翻译成“悬设”，我们觉得这个翻译还勉强能够表达一点它的意思），它来自拉丁文，包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假设，一个是要求，假设一个东西对你进行要求，所以翻译成“悬设”。
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两个假设是“德福一致”这个先天综合命题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它是通过理性推出来的，是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推出来的。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对此不必从认识论上推论或从科学上推论，它是一种实践的设定，即你可以也应当按照有来世、有上帝那样去做，而不管实际上是否有来世和上帝。所以在这两大悬设之外还有第三大悬设，或者说最根本的悬设—一自由意志。自山意志的悬设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设定了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必须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这里有一个推论的过程，我们刚才已经把它追溯了一遍。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必须要有德，要有德又必须追求一种完满的善，即不仅仅是道德高尚，还要有与之相配的幸福，而要有这样完满的善就必须要设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当然这是一个信仰的对象，而不是一个认识的对象。
有了自由意志的人就会有信仰，所以康德认为宗教是从道德里推出来的，有了道德就一定会有宗教。但道德比宗教要更基本，道德立足于人的自由意志，道德是宗教的基础。道德本身可以没有宗教，它可以独立，但宗教不能没有道德。而道德一旦确立，它必然会推出宗教。道德本身是自足的，一个有道德的人，他会逐渐地走向上帝，走向宗教。这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所阐明的道理。所以康德力图把基督教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变成一种道德宗教。当然当时很多人反对他，神学家、教会都谴责他，说他把道德看得比宗教更基本。他的书也因此遭到查禁。国王亲自批示，禁止他以后再谈宗教问题了。康德还写了一份检讨，说我保证作为您的臣民，以后再不讨论宗教问题。但过了两年，国王死了，而康德在检讨中打了埋伏，作为你的臣民，我不再探讨宗教问题，但现在我已经不是你的臣民，你已经死了嘛。康德后来又探讨宗教问题了。（掌声）
审美判断力批判属于判断力批判的第一部分，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说它最重要是因为它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第二部分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才有它的原则。所以审美判断力批判提供基本原则，提供先验原则。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审美判断力批判。首先是导言，说明为什么要写《判断力批判》。本来康德写了前面两个批判，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康德认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自然的形而上学，建立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另一个方面是道德形而上学，是建立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基础之上。这两大批判完成之后康德就应该休息了，将来这个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既可以让别人去建立，一己也可以慢慢地建立，因为它的体系已经完成了。但是他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发现还有一个领域没有得到考察，就是人的情感领域。认识是属于人的知识领域的，实践是属于人的欲望能力。意志能力方面的，这都得到了考察，但是康德的这个哲学是要解决人的问题，它的核心和中心是围绕人而建立起来的。人的知、情、意三种能力还没有考察完。他的任务就还没有完。
康德早年对科学、对真理非常崇拜，他想当一名教授，把真理告诉大家，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能够获得一些成就。这也是他早年想当教授的一个理由。很早的时候他就有这个理想，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科学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他后来读了卢梭的书，卢梭的书告诉他，如果一个学者的学问不能对人生有益，如果不能给普通人提供一种做人的道理，那么他的学问一钱不值。
康德是非常推崇卢梭的，据说他一辈子的生活规律只有一次被打破了，就是因为晚上看卢梭的书。卢梭的《爱弥儿》出版了，他爱不释手，整个晚上在读，都没有没睡。第二天也没有去散步，平时他是准时出来散步的。每天下午三点钟康德出门了，周围的邻居就用他来对表——现在是三点整。他的客厅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张卢梭的像。他自己就说：“卢梭教育了我，收我懂得了我做的学问应该对人生有用，能够为普通的老百姓解决问题。”尽管他的文章非常晦涩，很多哲学家都看不懂，他的内心却是要为普通人奠定他们生活的基础。
康德认为他的哲学有三大问题。第一一个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的问题，是由《纯粹理性批判》加以解决的。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呢！能够知道的都是现象而不是物一体。第二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这就是道德问题，是中《实践理性批判》加以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可以希望什么”，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由他的宗教学加以解决的，但实际上实践理性批判后面一部分已经为宗教奠定了基础，从“应该做什么”已经过渡到“可以希望什么”这方面去了。这二个方面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康德的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因为这三个问题涉及人的个体方面的能力，都是围绕人解决人生的问题。但是在人的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在前面没有涉及，就是情感问题。康德早年是看不起人的情感问题的。康德的学说是从大陆理性派生长起来的，是非常纯粹的理性，所以他早年认为情感问题不属于哲学家探讨的问题，而是心理学家探讨的问题。情感是一种感性，人有情感就要受到感性的限制。康德推崇的是一种理性，用理性来指导、规范感性的东西。情感这种感性跟人的五官感觉义不一样，但康德中年认为情感跟五官感觉差不多，都是人的内心的一种激动、一种反应。所以他早年不讨论情感问题，只在一些通俗的文章中，如《实用人类学》，讨论情感问题。虽然其他关于美和崇高的文章里涉及情感问题，但他不是把情感当作他的纯粹理性和先验哲学的一个部分来探讨，而是当作一个具体的科学部门加以探讨。
“实用人类学”当然是一个具体的部门，是一种经验的科学人是怎么样的？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现象，是属于自然科学之下的一个部门。但在晚年写完《实践理性批判》以后，康德觉得不对，发觉情感有某种先天的东西在里面，人的情感跟一般的感官感觉，跟后天性的反应以及纯粹后大接受过来的刺激、反应，好像不太一样。特别是他发现人的情感在某些事情上有一种先天的共同性，大家都认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比如说审美，大家都认同，都去追求一种审美的境界。因此情感能力也应该是人的一种能力，一种很重要的能力。
情感是感性的，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先天原则呢？人的认识有它的先天原则，比如范畴啊，人的自我意识的统觉啊，都是给人的知识奠定先天的基础的，是建立起我们人类认识对象的一种能力。另外，自由意志的能力、意志的自律可以为人类的行为奠定道德的基础。那么人的情感是否也有一种先天的原则，能够给人类的审美奠定先天的基础呢？换句话说，就是人的鉴赏力即审美能力是否也有它的先天能力、先天原则？如果有，能不能找到？人为什么都趋向于审美，而且这种趋向是一种普遍的要求呢？这是晚年康德考虑的一些很重要的问题。审美不像感官的感觉那样，不是普遍的要求，比如口味，你喜欢吃辣的，他喜欢吃甜的，你不必、要求别人一定吃什么口味的，口味面前无争论嘛！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这个也不要紧，众口难调，各自取各自喜欢的就够了。但是审美不一样，一个美的东西，你觉得很美，别人觉得不美，你们在这方面达不成一致，那就可以讨论，而且有必要争论，争到最后互相之间还瞧不起，这么美的东西你都认为不美，你这人太没有品位了！这种争论会把人类的品位从低俗一步一步地推向高雅。
我们现在都讲要发展高雅艺术，为什么一定要发展高雅艺术呢？低俗艺术不行吗？人跟人的品位不同嘛。但是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就是品位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如果老是停留在低级的欣赏水平上，这个民族的文化是不发达的。只有发展到了高雅这个层次，才能说明文化水平高，才更能够表现出人性。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于外国人也有自豪的东西，那就是高雅艺术。我们自己也可以随便调侃、搞笑，但那个东西不代表高层次。这电就有一个认同的问题，这跟口味又不一样，你再高的文化，在口味上人家也许并不认同你。法国菜怎么样？美国菜怎么样？我们中国人不见得就喜欢吃，尽管认为法国、美国的文化水平高，但是他们的口味不怎么样。奶酪我是不喜欢吃的。好像带馊味，但这不妨碍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水平高。如果因为某人喜欢吃那个东西我就瞧不起他，那就不对了。所以，康德认为在审美的问题上应该有一个先天原则，它能够反映出人性，并把哲学放在以人为核心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上加以探讨。可以说，康德晚年对鉴赏力的探讨给他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基督教发展到康德的时代有一个飞跃，因为经过了启蒙运动，中世纪的黑暗已经过去，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但新的东西应该建立。在康德的时代，欧洲大陆处于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期除了批判、否定以外，还要有积极的建树。康德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写了一本《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本书是他在宗教哲学方面的代表作，他从理性的角度来研究宗教，把宗教哲学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诉之于单纯的信仰，所以他的书名叫“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秋林教授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了，是我帮他校的。在校的过程中我感觉到这本书是一本很了不得的书，我当时甚至非常激动，把它称之为“基督教的第二部《圣经》”。当然也许有人觉得这个评价过高了，但康德确实是把对基督教的理解颠覆了。也就是说，以往的基督教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都是一些诫命、教条，是耶稣基督的一些教训。康德则是从理性的角度把理性的基础、道德理性的基础建立起来。他有一句名言：“不要用《圣经》来理解道德，而要用道德来理解《圣经》。”要用道德来解释《圣经》，用理性来解释《圣经》，这就把事情倒过来了。我们通常说康德掀起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在认识论宗教领域，同样也可以说他进行厂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基督教的信仰至上颠倒为启蒙理性的理性至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但我不局限于介绍康德的东西，而是要联系我们中国人的信仰和康德所理解的那种理性宗教相互之间的比较关系。这种关系在海外的像牟宗三先生讲得比较多，他特别强调康德哲学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以及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相比的局限性。他在海外是康德研究的权威、专家，他翻译和解读过康德的三大批判，但是他的那些东西在中国大陆学术界看起来水平是不够的，我甚至认为牟宗三对康德的解读基本上是失败的。一是因为他对康德的理解基本上是从英文本人手而不是直接从德文本人手，对康德的研究并不地道，有很多误解；二是他太急于弘扬他所熟悉的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缺乏客观冷静的研究态度，对康德哲学的细节钻得不深。这里先不谈他了。我今天要作的这番比较跟牟宗三的研究不同，我的比较主要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意识之上，借助于康德宗教哲学所启示出来的那些伦理道德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来作一个比较，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盲点，哪些没有看出来的东西，哪些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从而促进我们自身的伦理道德建设。我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是关于两大文化之间一种比较性质的话题。
为什么康德哲学的生命力至今不衰？这有它本身的原因。康德被看作是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其他的像黑格尔——我们非常推崇黑格尔——在现代西方哲学看来都已经过时了，对黑格尔评价很高的哲学家不多，对康德评价很高的哲学家则比比皆是。有的人甚至认为现当代的重要的哲学家没有不受康德影响的，这个评价就非常高了，康德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康德哲学的主题如果要最简单地加以概括的话，主要是二个先验的问题：一是“我能够知道什么”，这个问题是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是由《纯粹理性批判》所解决的；二是“我应当做什么”，这是属于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是由他的《实践理件批判》所解决的问题；二是“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是属于宗教学的问题，他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本书里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二个问题是他的先验哲学的三个最主要的问题，而最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人是什么。所以康德哲学所关注的是人性的问题，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的关怀渗透在他所有的著作之中。《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这本书出版于1793年。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处于巅峰时期，雨果不是写了一部小说《九三年》吗？就是谈这个时期法国的一些尖锐的人性矛盾。德国虽然远离法国革命，但也受到了法国革命的震撼，那么康德呢，恰好在这一年他出版了他这本书，在这本书里康德贯彻了他一贯的精神。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学过或懂得一点哲学史的，或者是接触过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康德的批判的人，大概都不会陌生。一个是关于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康德认为我们所看到、所认识的都是现象，至于现象底下的那个本体，那个物自体，那个客观事物本身，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是认识不到的。物自体不可知，这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凡是我们所知道的都是现象。再一个是自然和自由是不可通约的，自然界都是按照因果律，按照必然性在运行，它有它的规律，但自由恰好是要摆脱自然规律，要解除因果律的束缚，但自由又不可认识。
一个自由行动如果你把它的原因、后果全部搞清楚了，那么这个自由也就不存在了。自由行动是不可说明原因的，比如一个罪犯在法庭上，律师可以为他辩护，说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小受到环境的影响、污染，是社会造成的——我们很多律师经常这样讲。但如果这样一讲，法庭就不能判这个罪犯有罪了，那就只能判社会有罪了，那就要改造社会，就要掀起一场社会改造运动。这在法庭上是不可能的，法庭还是要判他有罪。判他有罪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意志。尽管有种种原因的限制，但你是一个自由人，你应该有自由。这个自由的原因不能讲出来，一讲出来人就不自由了，就好像是一个动物了，好像是一个被注定了的东西。但你不是动物，你是个人，你是个人就应该有自由。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处在类似的环境里，有的人犯了罪，有的人却没有犯罪呢？还是要判他的罪，因为他是个自由人。判他的罪是尊重他啊！没有把他看作动物，看作机器，而是看作一个有理性的人。如果是动物就不用判刑了，精神病人也不判刑，而是送医院治疗。康德解释说，这说明自然和自由是不可通约的。
在康德看来，自由本身也有规律，这就是自由规律、自律，但这是不能够还原为因果律的，也不能够还原为自然界规律的。如果还原了，人的尊严就失去了，人就变成了物，变成了可以用物理学。生物学加以研究、考察的一个东西。所以康德认为在这个时候，在涉及自由的问题上，你必须把你的知识放在一边，为信仰留下地盘，为自由留下地盘。他的一句名言是“我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有的翻译成“我要取消知识”。他其实不是取消知识，他还是很相信知识的，但是知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涉及自由问题和信仰问题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