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sandra如是说]关于官办企业
官办企业固有的缺陷,往往导致企业百弊丛生,不仅生产不出利润,反而需要财政补贴。政府收不到税,人民也得不到好处。在这里,社会福利的损失是多重的:人民丧失了创办相关企业的机会,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还会看到腐败横行。
汉朝初年的繁荣与道家思想有怎样的关系呢?看起来,道家思想有利于自由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皇帝比较信奉道家的时代,比如汉初、唐初和宋朝中叶,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
不过,我仍然愿意相信,在占据主流的儒家政治思想中,其实也并没有与自由市场直接冲突之处,相反,儒家对于财富、对于经济活动、对于经济利益的态度,还是相当明智的。儒家要求行仁政,这本身就已经给政府的职能划定了一条界限:政府是不可以与民争利的。事实上,仁政的要求已经排除了举办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事业的可能性。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维持礼法──也就是合乎自然正义的宪法和扎根于人民习俗中的法律。如果政府与民众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竞争,那成何体统?《孟子》就曾经说过,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因为这是从根本上违反儒家心目中优良政体的原则的。
当然,人们常搬出儒家的“义利之辨”来说明儒家重义轻利,并因此断言,儒家传统不利于商业、经济,会遏制人们世俗的追求。其实,儒家固然“不言利”,但由于儒家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这种不言利毋宁是主要是针对皇帝、针对政府的。这是对政府提出的一种否定性要求:政府应当严格地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维护礼法的范围内,而不应该琢磨开办企业、控制资源、搞什么专营,这些追逐利益的事情,不是政府的正当职能。
这些思想贯穿在整个儒家传统中。明末顾炎武的一段话,把比较明智的儒家学者对于商业活动、对于经济利益的态度,表述得非常清楚了。这段话见《日知录》卷十二“言利之臣”条:“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政府当然要靠财政收入才能维持正常运转,但是,真正贤明的君主和真正明智的政府却不敢把“利”字挂在嘴边,因为,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这样与民争利的政府,必然会损害民众的福利,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与民争利的一种常见形态是,官方借助权力兴办以赢利为目的的垄断性工场。自古以来,这种官办工场层出不穷,但儒家学者基本上都持反对立场。有些明智的皇帝似乎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官办企业的危害。顾炎武就引用了一个例子。明朝初年,广平府一个小吏王允道上书说:磁州临水镇一带出产铁矿,请皇上下旨在此设立官办工场炼铁。明太祖朱元彰看罢大怒,将这个自以为聪明的家伙打了一顿屁股(即“杖刑”──当然,我立刻要补充一句,从现代的眼光看,如此羞辱臣民是很荒唐的) ,并流放海外。然后,太祖向大臣们讲了下面一番道理:
“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如此,必重扰之矣。”
下面我们对这段话略加诠释。明太祖当然以治世自许──哪个皇帝不愿别人说自己治理下的天下是太平盛世? 有个高标准总是不错的。那么,治世的标准是什么呢? 其中一条是,天下的贤能之士都乐意进入政府,各得其所,找到发挥才能的位置。反过来,在太平盛世,绝对不可能把经济上的利益都归于国家,归于政府。秦始皇倒是将天下的好处都归了自己,但也最短命。
从静态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假定,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企业的最佳分布和由此得到的利益的总量是给定的,那么,如果政府垄断某一产业所必需之主要资源,则民众就无法进入该产业,或者即使进入也无利可图。而如果政府不垄断该资源,则民间企业家自然可以发现该利润机会,创办相关企业。这些企业正常运转后,不仅可以创造就业,创造财富,还可以为国家提供税源,政府坐享其利,从而实现双赢:由民富而实现国强。
相反,假如政府垄断该资源,则由于官办企业固有的缺陷──无人负责、缺乏约束和激励机制、内部人控制等等,企业必然是百弊丛生,不仅生产不出利润,反而需要财政补贴。政府收不到税,人民也得不到好处。在这里,社会福利的损失是多重的:人民丧失了创办相关企业的机会,人民得不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人民得不到税款所能提供的公共品,人民还会看到腐败横行,其自然的正义观念被损害,从而丧失对政府的信心。
从明太祖的话看的出来,当时已经有了若干官办炼铁工场,而且,可能大多数经营不善,所以,他才下决心不再扩张官办企业,以免扰民。而自明中叶以后,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大幅度加税,并派出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到处催征税款,而大臣们也纷纷提出加强中央财政的对策,结果纲常沦丧──也即政体原则被颠覆──民怨沸腾,大明江山摇摇欲坠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