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反常态，“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不理睬“江青同志”
　　

　　在那个时代，孙维世的确与众不同，她在大红墙内的子女们中间最有才华，最有条件，有可能成为政治、艺术双重的大红人。由于金山事件，她依然选择“为爱情牺牲”，牺牲了她政治层面上的机会。如果她和金山划清界线，毅然决绝，她可能在政治上步步青云。但她对红墙内的多数党内要员基本看不上眼，觉得他们改不掉农民习气，都变成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似乎跟她在莫斯科所受的熏陶格格不入。她宁愿和政治中心，保持适当的距离，继续在优越条件下发展其艺术才能。
　　
　　一九六四年夏天，我和爸爸的老朋友鲁少飞的儿子鲁兰成，一起去看青艺的新戏《杜鹃山》，时间到了也迟迟不开幕，人们说：要等中央首长。我们气得要命，这个当官的也不按时来，害得我们久等。大约等了一刻钟以后，灯光才暗了下来，这时看到一群人在黑暗中慢慢走向贵宾席。开演后，我看那贵宾席上有一个人穿了一身黑衣，那在当时真是奇装异服了。我小声对兰成说：中南海里怎么还有这种怪物。他连忙叫我别胡说。
　　
　　就在这个晚上，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召见了孙维世。后来孙维世回忆说：她第一眼没认出来是江青，以为是一个修女或者神父，因为江青一身玄色，还披着大黑斗蓬。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最近她参与了京剧改革，也想参与话剧改革。她也知道话剧界人才济济，很多都是她的老相识、老同事或者她的老师辈，要参与话剧改革谈何容易？她对孙维世说：《杜鹃山》这出戏有很多问题，希望和孙一起拿这个戏作为试点，进行话行话剧改革。孙维世不卑不亢的说：
　　“我现在已经调到实验话剧院了，来修改青艺的剧幕不太合适，再说，现在我准备到大庆去体验生活，也准备在话剧上有所突破，所以没有时间和您合作了。”
　　
　　孙维世的婉言谢绝，等于说，你江青对话剧根本就是外行。这更深地得罪了江青。江青最受不了的是被别人瞧不起。
　　同年十月，孙维世参加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演出《东方红》的坐谈会，她刚刚坐好，江青突然来了，偏偏坐在她的旁边。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对文艺界表示很不满意，开始对舞台上老是帝王将相、洋人古人提出了“谁占领了舞台”的问题。江青又一次、也可能说是最后一次向孙维世发出邀请，或者说是一个最后通谍，她说：
　　“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
　　
　　如果孙维世对政局的险恶有所了解，如果有足够的聪明会抓住这个机会向江青示好，虽然长远来看也不见得有好的结果，但至少有可能免除将来的杀身之祸。
　　
　　孙维世照样对江青不予理睬，孙维世眼中只有总理一个人。这次的回绝使江青不再奢望把孙维世收编在自己的小团体中，决心等待机会加倍报复了。

江青打了周恩来一个耳光
　　

　　一九六七年九月，江青、陈伯达在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时候，两人异口同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孙泱是坏人，是特务。江青补充说：他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人们认为江青突然对孙泱发难，一是为了从他那儿打出来朱德的材料（从延安起孙泱就是朱德的机要物秘书），二是围点打援，整孙泱，孙维世一定会跳出来。
　　
　　几天以后，孙泱惨死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地下室里。
　　
　　孙维世按奈不住悲愤，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江青：孙泱决不是特务，死因可疑，要中央文革派人去调查；又给周恩来写信。这时候，孙维世不像过去那样可以随便去看周恩来，自己的哥哥突然惨死，若是往常，她一定立刻跑到中南海西花厅去，孙泱也是周恩来的义子。这时孙维世只能写信，一定是周恩来事先为了种种原因，不让孙维世随便来西花厅，可见周恩来当时的处境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孙维世给总理的信里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可是总理当时也没有能及时作出有效的努力。
　　
　　江青步步紧逼，十二月突然派人抄了金山的家，并把金山逮捕。
　　
　　江青和叶群私下达成这样的共识：我的仇人你帮我抓，你的仇人我帮你抓。江青明确表示，孙维世是她的仇人。叶群立刻说：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孙维世实际上早就是她们共同恨之入骨的情敌了。
　　
　　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据我所知，在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还有我们几个学生等等。我想这些签字中最使他痛苦的可能只有一个人。
　　据说抄家前后，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孙维世希望毛泽东立刻制止江青的政治活动，因为被她迫害的人太多了。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据孙的近亲回忆：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周恩来居然忍吞声。这除了由于毛泽东、江青当时正处于强势地位，还是由于他们想孙维世和他的关系大作文章。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
　　
　　孙维世这时已经预感到自己随时有危险，在和妹妹孙新世最后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有人要陷害周总理，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我死了没关系，绝不能连累他，一定要保住他。……我不会自杀的，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就一定是被别人杀的。”
　　
　　江青借叶群之手，用空军现役军人逮捕孙维世，既没有把她送到金山等人关押的秦城监狱，也没有送到军队的军法处，她不能让周恩来能够保护孙维世。
　　
　　她出人意料地把孙送到已经被军管的北京公安局看守所。军管组有个副组长叫刘传新，野心勃勃，一心向上爬，对江青和叶群自然唯命是从。

“孙伪士”：关死对象
　　

　　孙维世家被彻底抄乾净，把照片和信件全部密封，直接送到江青的住处。这里边有孙维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合影的照片，有这些领导人给她的亲笔信，甚至有人说还包括林彪当年的情书。
　　
　　还有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江青给孙维世表示友好和亲昵的长信，还有康生给写给孙维世赞扬她的艺术造诣的长信。江青一边翻阅一边撕毁，最后全部付之一炬。
　　
　　只留下一张照片，后来她拿去威胁周恩来，这是周恩来接见孙维世、金山和大庆职工演出《初升的太阳》剧组的合影。这是树立“黑标杆”的铁证。
　　
　　孙维世被捕以后，对中国情治系统了如指掌的周恩来，居然多方查询都找不到孙维世。因为他没想到江青让刘传新把孙维世的名字改成“孙伪士”，并被定为“关死对象”，那意思是：这种犯人由于特殊原因不审不判，慢慢关死。对这种犯人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来折磨，但“以不打死为限”，避免将来亲属的追究。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旬，周总理在人大会堂和东北地区的代表开会。突然，他的卫士长成元功接到江青办公室的电话，说：江青还没有吃饭。成元功在中南海工作多年，知道江青的口味，亲自在小山东厅安排给她准备了晚饭，又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人大会堂门口等江青。江青下了车后，成元左请她先去用饭。不料江青勃然大怒，说：为什么不让我去开会？一定是周恩来在开黑会。成元功分辨道：你愿意开会可以立刻去，我们是接到通知才给您准备晚饭的。
　　
　　江青愤怒的说：你就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狗，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然后她径直冲进大会堂，当着与会的人员，质问周恩来，大闹了一个多钟头。
　　
　　由此可见江青当时的精神紧张到什么程度，周恩来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终于查清了孙维世的下落。江青乾脆以攻为守，先发制人。
　　周恩来只能面对现实：这是江青和叶群联手做的，又是和军队中的造反派合作的。他若挺身而出，会有更多的麻烦。他非常清楚，她们抓孙维世目的还是“意在沛公”，准星就描在他身上。
　　
　　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七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八千人“控诉批判大会”上，把北京公安局的领导全部打成特务和坏人，局长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二十四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二十三日，刘传新又将八百一十四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这时北京公安局已经是他们的一家天下，可以为所欲为，放心大胆地对孙维世迫害。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变成她的上下楼邻居。
　　
　　我们也议论过她为什么不老老实实，也许还可以熬过去，何必要如此刚烈？有一天，她从外边回来，别的狱友叫我快趴到门上的小窗看看是不是孙维世，我看见一个队长走在前边，后边两个犯人推着她往前走。她低着头提着脚镣，头发都披在前边，根本看不见面孔。那两个特选的犯人，一看就是一脸横肉的杀人犯或刑事犯。一路上对她打打踢踢，那警察在一旁视而不见。
　　
　　看来她每天的日子都是在被折磨中，也许她不断的找机会呼叫或唱歌，希望有人能透出消息，否则默默无声也一样会被折磨而死。九月份，又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和其他高干子弟。他们出去后，有人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京看守所的黑暗和残酷虐待犯人的第一手材料。但也没有能将她救出生天。
　　
　　中央专案组在追问孙维世的“罪行”的时候，最感兴趣的是她和周恩来的关系，孙维世矢口否认。
　　
　　同样，在追问第一个《白毛女》王昆的时候，也一样追问她：
　　“和周恩来说过什么‘xxxx的话’？”
　　如果他们真能抓到货真价实的桃色新闻的话，那么一夜之间就可以把周恩来从圣人的祭坛上打翻在地。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孙维世惨死在五角楼。人死之后，手铐脚镣都没有除下。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号，周恩来才知道孙维世已经死了，一反他隐忍的常态，挥笔亲自写下：
　　“（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
　　又写到：
　　“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以说，孙维世之死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也可以说，到这时候他完全不必顾虑了，因为孙维世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口供。
　　在江青授意下，刘传新迅速将孙维世火化。当孙新世到公安局要求姐姐的骨灰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留反革命的骨灰。
　　
　　周恩来的这次反攻也被他们轻轻给化解掉了。

报仇：枪毙十七个看守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以后，新上任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王震和前公安局长冯基平等人，为惨死在北京公安局的冤魂们讨回公道。当然，这主要是为象吴晗那样的高干，或为象孙维世那样的格格或阿哥们招魂。
　　在追查之前，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军管的北京公安局长的刘传新赶紧自杀了。他太知道那些冤魂是不会放过他的。
　　但这次的内部清查，非常明确只是清查那些迫害过革命老干部的“三种人”，唐达献告诉我：北京公检法系统抓了十七个典型，都是手上有革命干部血迹的看守员或审讯员。对他们内部审讯并秘密枪决，王震和冯基平亲自去监场。
　　
　　理由是很充足的：在井岗山时代中共中央已经规定不准以肉刑求供，下达了正式文件；此后又三令五申，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也下达了以毛泽东的“要把犯人当人看”的语录作为导言，宣布不准在监狱中对犯人施以肉刑或变相体罚，如有这种情况犯人可以直接举报，甚至直接向中央反映。
　　
　　这十七个人被枪毙了，并没有经过公开的法律程序。只是“知法犯法、家法制裁”，也没有在社会上进行任何宣传。因为同样的冤情实在太多了，如果都去追溯法律责任，那么将可能动摇中共的国家机器的根基。所以邓小平提出了“向前看”的原则，一笔带过。
　　
　　据说北京公安系统的这次清理后，对被清理的这些人的家属只是宣布：因公徇职。可是劳改系统的干警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对他们震动很大。此后他们在看管政治犯时都会仔细考虑一番。这倒是对减少公安局内的肉刑和体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七百九十三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已经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那些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军人也没有因此逃出生天。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也以“因公徇职”通知家属。　　
　　
　　孙新世后来向有关部门追问：为什么当时没通知她姐姐死亡，让她及时去收尸，最后连骨灰也没有见到？人家的回答更为有趣：我们不知道孙维世还有个妹妹。
　　
　　当金山出狱后，知道了孙维世的悲惨下场，痛不欲生。见到孙新世的时候竟误以为是亡妻的归来。也算是给他们两个为孙维世难过的苦命人，最后的一点补偿。晚年他们二人相依为命……
　　
　　金山知道了孙维世死难日期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不知他当喜当忧？因为这天正是他们结婚的十八周年纪念日。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孙维世的故事。至于在五角楼遇见的是不是孙维世，至今无法证明。（完）

跟流传的孙的故事不太一样, 分不清真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