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是中国翻译家严复对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所著的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翻译的第一个译本起的书名。用现代汉语翻译应为《国民财富-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
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沿着他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部著作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马克思则从中看出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提出用计划经济理论解决的思路；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宏观调节的方法。目前的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尚没有任何一种尽善尽美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原富》（是严复当时翻译《国富论》时使用的译名）这本书仍然可以看作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对经济学研究仍然在起一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发展它或反对它。
《道德情操论》是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有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 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他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的同情的情感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它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
斯密在《国富论》中建立的“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已为我国思想理论界所熟知，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阐明的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却很少引起我国思想理论界的关注；特别是这两部著作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正确理解。早在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就提出了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他们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同情，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的行为归结于自私。他们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把同情作为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从利他的理论转向利己的理论。从此以后，几乎所有论及亚当·斯密著作和思想的论著，差不多都把斯密看作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观点，似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例如，在我国流行颇广的卢森贝所著《政治经济学史》就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而“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则“是利己主义”。这种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其实是出于对斯密著作的误解，尤其是对《道德情操论》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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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怕冷的企鹅 于 2008-3-24 21:16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