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因此，本文不代表本人观点！
日本最具权威的政论月刊志《文艺春秋》十月号揭载「中国、这个麻烦的邻人」特集，内容长达100页，是邀请日本着名的研究中国学者专家、作家、评论家执笔而成。台湾旅日知名作家黄文雄先生也被列为邀稿的对象。黄文雄先生於一九叁八年生於高雄县冈山，他对中国历史有深博的研究，有关中国史的着作等身，迄今日文着作四十馀部，是继陈舜臣，邱永汉之後，当今活跃於日本的畅销作家。汉文着作和译本有《台湾国家的条件》、《台湾国家的理想》、《台湾人的价值观》、《中国沙豚日本狗台湾牛》、《中国食人史》、《中国的没落》、《国父与阿Ｑ》等二十馀部。曾获巫永福评论奖与台湾笔会奖。
邻国之间结合为非常友好关系的国家并不多，善邻关系实在很不容易。中国有「吴越同舟」的故事，这正表现了不装模为善邻关系不可的悲哀。「远交近攻」可说是要建立善邻关系的困难度而产生的国家存亡的战略。
中国与韩国怀有很讨厌日本的感情，日常存在着反抗、轻视日本的感情。相反的日本也萌生讨厌中国与韩国的感情。不管如何地强调「友好关系」，愈强调愈感到「善邻」关系的困难度。
其实中国，不仅被日本，也被其他近邻诸国所讨厌。越南人、印度人、俄罗斯人、西藏人也都怀有很讨厌中国的感情，像中国境内回族的回教徒因历史上发生激烈的文化摩擦，所以比较其他国家对汉族怀有强烈的嫌恶感。邻国之间的反感，其原因不止於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尤其仅就中国来说，其因素大都由於这个国家的国民的性格而来的。
约在一百年前，身为传教士在中国山东省叁十数年间不断地传道，详细观察中国社会的A H 斯密斯的不朽名着『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对其所描写的内容，我请教过居住在台湾的中国文坛最长老柏杨氏（『丑陋的中国人』作者，这本书改变了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刻版印象）关於A H 斯密斯所分析比较起来，现在的中国人有否改变。
柏杨氏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受了西欧文明的东渐而近代化，中国人的国民性几乎没有改变。现在世界的企业在中国展开事业，海外经验的中国人也为数不少。虽然如此的对外开放，中国人的保守性倾向可以说是日益增强。
中国被讨厌的理由，与其说是基於近邻相嫌的原理，毋宁说是来自不变的国民性较为妥当。本论想要彻底探讨其国民性。
自己以外不是人
一、 自我中心
也许没有喜欢自我中心的人。中国人正可以说具有自我中心的国民性格。而将其扩大到国家规模时则成为自国中心主义。自称为「中国」是其最有力的证据。
客观的来看，这圆形的地球应该没有成为中心的地点。意味着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国」，并非地理上的中心点而是精神上的中心点。简单的说，即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中心的强烈的想法。从这个精神上的中心意识产生的即是中国文明至上主义。也就是说中国文化是最优秀的，传到其他周围的国家施予恩惠的一种同心圆的观念就是中华思想的精神构造，并巩固了无法动摇的优越意识。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蔑视近邻诸国。这种蔑视观念强烈到视不同文化的人们不是人。其优越意识超过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其最好的证据是华人以外都是禽兽，将其民族的名称使用兽边或虫边的汉字描写。盛唐时代的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韩愈在其着作『原人』一书中，评定夷狄为「半人半兽」，是由禽兽进化而来的。作家的鲁迅则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说「中国人不把人看做人」。
像这样的中国人的人种差别意识因为日本人试与其对抗，所以遭受中国人的讨厌。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时，伊藤博文曾经接受维新派的康有为等人聘请为政治顾问到过北京。因为清国维新评价明治维新的成果，期盼请益维新的秘诀。那个时候伊藤忠告维新派说「最先不要把外国人叫做夷狄」。
西欧诸国对清国要求通商时，最不能忍耐的是会被要求屈辱性的「叁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终结後的一八四二年，对把外国人待为夷狄的清国，英国在南京条约第17条特别规定不得称英国为「英夷」。因为中国仍然不遵守规定，终於在一八五八年的阿罗号事件後，缔结天津条约时，将不得称为「夷狄」再度明文化。
清末与中国人接触的外国人几乎都无法忍受其傲慢的态度，被派来北京的英国通商特使马卡特尼反而称中国人为「半野蛮人」。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J F 丽美斯视中国文明为「半文明」，至於初代总税务司的N 礼伊则轻蔑的称为「亚洲的野蛮人」。这样一来，竟成为中国人与英国人的「自我中心」的较劲了。
二、 都合主义（善变）
自我中心是以自己的都合从事行动。因此都合主义自然就普遍化了。对他人的都合与其说排在二、叁顺位，毋宁说最初就被排除在外。
观诸中国的政治流向，在一九五○年代可以说「向苏一面倒」，正是与苏联的蜜月时期。进入六○年，不料突然高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六○年代唱导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美国帝国主义，并与旧日本社会党发表共同声明。进入七○年代，不知不觉突然急速地变为赞成日美安保条约，反苏亲美。
这个时候的日本旧社会党员与所谓开明进步的文化人无不感到困惑。不止於日本，礼赞**的世界文化人於文革终结同时反而评价**本身为「动乱的十年」而成为中国的敌人。可见要追随中国的都合主义是很不简单的。
战後日本的舆论相信「中国人是重视原则的民族」的神话。这或许是中国政府时常强调「和平五原则」「周恩来四原则」「日中叁原则」，即开口就是「原则」，终於使日本人产生幻想。其实这并非原则而是将偏见、顽固、拘泥、解读成为「重视原则」。
自我中心的中国，真是会很巧妙地将原则与本意区分使用，日本人对这一点完全无法解读。因为日本人是属於很会体贴他人的民族，所以只想顺从对方的意愿，有时甚至会迎合对方。自己中心的中国人与善於顺从对方意愿的日本人相处在一起，绝对没有比这更理想的一对。
但是这就要看日本人是否能够长久相处下去。人治国家的中国，虽然有法律的规定，通常不是利用於自己的都合，就是勿视它的存在。朝令暮改，违反契约等频繁地发生，许多日本人被中国人的独断所摆布，最後有人因而患了神经衰弱症状。
坏的都归罪他人
三、推卸责任
「坏的都是他人，成果都是自己的施惠」这种推卸责任与绝对无讹的固执己见意识就是中华思想的真髓。
笔者是在台湾生长的，小中学所受的教育指出近代中国贫穷、落後是因为列强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与军阀内战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将其全部的责任推给国民党政府。
又**终结，「动乱的十年」的责任推给四人帮，绝不触及**的过错，那麽大的社会混乱的责任完全推给四个政治领导者的作法正是中国人无廉耻的无责任意识的功夫。
西欧文明对东亚有莫大的影响，之後，中国人将其不幸与落後全部归罪於西欧。中国近代的没落从鸭片战争以後都归罪列强侵略的结果，无论中国本身有何问题都不愿面对现实。这种推卸责任的心态，正表现了中国人对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的固执。过於自信自己的正当性而固执己见，尤其对於像日本那种自虐性的国民则不断地要求反省与谢罪。明朝末期，被称为异端的儒学者李卓吾在其着作『藏书』中指摘中国人谓「对如何礼赞自己会下很大的苦心，对批判自己却完全不关心」。
最近驻在中国的日本人公司的关系者对中国人的气质加以调查，整理出如下的中国人的形像。
「绝对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与其说中国人不知道责任感的意义，不如说具有将自己的失败归罪於他人的习性。本来中国就是竞争炽烈的社会，到了必须负起责任的阶段，若不尽量避免落在自己身上无法生存」。
四、不信任人(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
中国人不但不信任国家，也不信任社会与人。也不信任妻子，因妻子本来就属於他人，连有血缘的亲生子兄弟姊妹也不能信任。
中国的谚语有「不可一个人进入庙里，不可两个人一起窥井」。单独一个人进入庙里恐怕遇到可恶的庙公而被利用甚至被抢夺杀害也不一定。两个人一起窥井，有被对方推落井底的危险。
在这种互不信任的社会，要生存要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兵法自然发达了。孙子说「兵为诡道」，即战争是诈欺之道。中国人的气质最大的特色也是「诈」，也有人说中国人是「诈之民」。父亲日常严格的教育儿子「不要受骗」。
战後，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诈欺行为而感到惊愕。伪遗留孤儿、伪难民、伪装结婚、伪造护照、伪造毕业证书、伪造电话卡……。为自己的利益任何东西都轻易伪造，的确使日本人无法想像。
今日世界上成为一大问题的是中国的伪商标制品。盗用知识财产权另当别论，就是药、烟、酒、食品等有害健康，甚至使人致死的也无所顾忌不断的模仿制造。中国政府虽然发动「打假运动」的宣传活动企图革除伪商标制品却完全没效果。现在的中国，侵占公款、贿赂横行、诚为贪污的天下，伪物的天国。无疑的，今日，中国也正在某地方制造伪商标品散发於世界各地。
以谎言巩固的互不信任的社会中，中国人由上至下相互欺骗。政府透过舆论欺骗民众，民众面从腹背，伪装良民，将国家当做猎物。这样的中国人社会里，诈欺者暗跃，伪物滥是极为当然的事。
五、 土匪治国
罪者半数以上是中国人，新式的犯罪手段，即窃盗突变为强盗杀人的犯罪几乎出自中国人的手。东京都知事（市长）石原慎太郎也在报纸上指摘其为史无前例的凶恶犯罪，某自卫队关系者感叹供给拘留在警察署的中国人的餐费比自卫官的餐费还要贵呢。
不仅日本，世界许多大都市都为了中国人偷渡入境的问题而伤透脑筋。令人难於相信的是一年中，中国人偷渡入境西伯利亚的人数高达五十万人。蛇头一年间的收入总金额早就超过世界贩卖麻药所得的金额了。
中国人流出海外，被流入的社会均会发生大的变化。台湾生活环境的变化是其代表性的一例子。台湾在战时中，因疏开而离家从来不会发生东西被偷的事。在台的四十万日本人被迫迁回日本，代之有二百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忽然化为盗贼的国家。窃盗多到什麽程度试看连高楼大厦的上层也装置铁窗就一清二楚了。那种特异的建筑群的景观是由盗贼对策而成的。台湾有部分父母教育孩子说「看到中国人要把他当做盗贼看」。
一九九四年，在中国浙江省的千岛湖载有二十四人台湾观光客的游览船在湖上遇到强盗，发生全部在船室内被烧杀的惨案。
中国是属於土匪国家历史也有记载。清朝的乾隆帝时代，英国的通商使马卡特尼在『奉使记』中记载「沿道看到的以乞丐与盗贼最为明显」。中华民国初期，有「无山没有贼，无湖没有匪的污名，盗贼的数目推计二千万人，超过军队的数目。当时上海与满州（东北）各都市的公共汽车最少有两人武装的军人同车警备，否则不能确保乘客的安全。现在也到处挂有叫大家注意「车匪路霸」的标志，成为改革开放後中国的特色。九○年代，每年与匪贼枪击战而殉职的警官高达二千馀人。
为什麽会有那麽多的匪贼呢？结论为那是一种传统文化。基於「政权出自枪口」「胜者为君，败者为贼」的历史法则，王朝末期，失去生活手段的人民化身为贼，不久即成为易性革命的原动力。
持续增多的偷渡入境者使中国人的犯罪扩散世界各国，过去白人所恐惧的黄祸成为华祸，或许将愈来愈使讨厌中国的感情增加幅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