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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校著名校友贺卫方老师于2003年3月24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为大一（2002级，渝北校区“老三届”第一届）同学所做的一场讲座的整理稿。看后让人激情澎湃。也许会让你重新审视西政，这个我们一起生活奋斗过的地方！一起学习感动过的学校！

题为“西南法律人精神”。

学子学术文库里面有这篇文章，但网上没有电子版。为了让大家能够真正了解什么是“西南精神”，邀请了3位05级的同学共同对这篇文章进行录入。数万字的文章，任务之艰巨可以想象。特在此对他（她）们表示深深地感谢！

本文很可能作为最新一期《舵手》（学生教学信息中心，校级刊物）的增刊

字数较多，请大家耐心阅读。

鉴于部分师弟师妹对贺老师不是很熟悉，特附上简介：

<     1960年7月出生，山东牟平人。

<     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1985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

<     1996-97年间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外法学》主编、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司法的理念与制度》、《法边馀墨》、《具体法治》、《运送正义的方式》等，并翻译多种西方法学名著。他注重在社会层面上传播法治的理念，曾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的随笔、评论等逾200篇，他的一些主张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改革变为制度的现实。例如，我国法官服饰的改变、司法官员选任标准的提高以及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等都与他的呼吁和学理论证有密切的关系。

<     曾入选《中国青年》杂志评选的“将对20世纪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100名中国年轻人”。

<     为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法学家之一。

               西南法律人精神

张绍彦：各位同学、各位来宾，晚上好！（掌声）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法学界知名的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掌声）来到这里讲演。我没有想到的是贺教授在咱们西南政法大学的新校区会受到一年级新同学如此隆重、热烈的欢迎。首先我不得不对我最尊敬的学长说一句：“佩服！”（掌声）那么贺教授呢，大家知道，他是咱们学校78级的校友，也是西南法学院恢复招生以后的第一届学生。（掌声）我是80级的，所以是贺教授的学弟，我们也是多年非常要好的朋友。上周即13日晚上贺教授在老校区作了一次演讲，14日他要回北京，但是上午有半天的时间，我们的龙宗智校长对我说：“绍彦，你问一下明天上午他有半天时间怎么安排？”我问他：“卫方，明天半天时间怎么安排？”他说，“我去新校区，去看新同学。”所以14号下午，我陪贺教授到新校区看了看，因为你们都在上课，所以我们“偷偷地”看望了同学们。（笑声）那么贺教授呢，其实今天气氛已经说明了，不用我多说了，其实贺教授不应成为法学界的一名知名学者，因为贺教授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法律界，远远地超出了法学界。（掌声）你们可以看一下2001年的第几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贺卫方答：第一期），专门有厚厚的这么一本专刊——影响中国21世纪走向的100个青年。（惊讶声，掌声）那么在这100个青年里面，如果是说用咱们的学科的界限来划的话，有两位咱们法律界的人，一位是贺卫方教授，还有另外一位——夏勇先生，也是咱们学校78级的（惊讶声，掌声）。我说贺教授他的影响远远不止法律界，是因为他的贡献不止是对于推进中国所谓的法治进程，如果现在用我们党中央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他对中国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精神领域，也发挥过我认为是非常独特的作用，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今天，贺教授到这儿想说的话可能不止是这个，他到这儿来是来看我们同学的，是想和大家交流，因此他演讲的题目是《西南的精神》。那么这个题目呢，前一段时间我和贺教授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我们都习惯于称“西南”，而不习惯于称“西政”。因为“西政”还有西北政法学院。如果我们把西南政法大学定义为就在重庆生存，我们可以叫“西政”。如果它要面向全国的话，就应当是西南，并且一直以来我们没有“西政”这个称呼，我们都是西南人。我希望西南能够在咱们02级、03级传下去，而纠正“西政”。（掌声）由于今天贺老师演讲的是这样一个题目，因此我们论坛的规则要做一些调整。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凡是你关心的和有兴趣的问题，都可以写成纸条递上来，拿给我，特别是围绕着咱们学校、咱们西南的发展所有的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都可以请贺教授解答。在不久之前，贺教授刚刚出版和翻译的著作，他专门带来送给咱们新校区的图书馆（欢呼声、掌声）。现在请新校区的管委会主任——李纯实老师，代表学校接受贺老师的赠书。（掌声）那么我想该到主题的时候了。下面，我提议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贺教授给我们演讲。（热烈掌声）

开场白

贺卫方：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儿，跟在座的主要是大一的同学们作个交流。对我来说，母校是一个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感情。而我自己----刚才张绍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在1978年上我们这个学校了，我是文革复办以后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我18岁，现在一晃25年已经过去了（掌声）。我自己是山东人，跟绍彦老师是老乡。当年我从山东的烟台坐火车，1978年10月2日，从烟台坐火车，终点站是重庆市。在这中间要转车，在济南转一次车，在郑州转一次车，在宝鸡转一次车，在成都又转了一次车（笑声）。经过五天艰苦的旅行，才运行到了自己感到非常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那时我们的学校极其艰苦，大家戏称叫“稀烂政法学院”。拉着我们的车----是一个大卡车----到车站来接我们。

50年代的校门

我们到这个极其简陋的学校，拉着我们的卡车，在上东山大楼的时候，竟然走到中间上不去了，因为道路太过泥泞，这个车轮子就打空转，没办法往前走。结果最后，我们就纷纷跳下车来，自己跑到东山大楼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的学校都是一座工地，天天是噪音不断，简直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我们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过去，然后就毕业了。因为咱们学校是所有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里边第一个复办的学校，所以在1977年国务院决定复办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确定了全国的77所重点大学，我们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政法类的有两所，一所是西南政法，另外一所是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全国总共有四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所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所是吉林大学法律系，再有一所就是我们这儿。对了，还有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现在搞民法的王利民教授就是那一届的学生，但是我们这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360多个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笑声）。360多个法律专业同学加上师资班的同学有400多个同学，其他学校都是招那么几十个同学，我们这儿就人多势众。然后1982年毕业，我们就迅速占领各个关键的滩头阵地（笑声），然后就开展了对于中国法制建设的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

　老校门

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可以说是跟中国文革后的法制建设同步的人，中国的法制建设就是198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然后开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我们一下子毕业这么多人，许多机构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西南政法学院在法律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向来是学风严谨、勤勉、扎实，因此不少同学都到了许多重要的岗位。当时的同学们，尤其是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知道，当时有些同学想到时候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们班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就特别想回昆明。但是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却是苏州人，想能够两个人一起到南京也很好。最后毕业时，学校的政策是照顾人不照顾地方，可以把你们分到一起去，但是没办法照顾你们或者回南京，或者回昆明。最后没办法，算了，你们艰苦一点，到北京去（尖叫声）。当时北京有许多机关告诉南方来的同学，你们应该到南方去，北京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沙尘暴啊，可能比伊拉克的沙尘暴好一点而已，结果我们不少同学到了北京。现在78级的毕业生中，在北京的同学已经达到了80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得了。

90年代校门

西南的毕业生分布在司法实务界、学术界，甚至包括更宽泛的政界。虽然我们78级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校园并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今日我以西政为荣，明天西政以我为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刚刚大学毕业，简直是豪情万丈，然后纷纷到了不同的岗位开始工作。我觉得西南政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届，包括后面毕业的一些校友，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许你们的老师们也经常跟大家谈起这些人的名字，比方说：我们在最高法院，西南78级的有两位副院长江必新和黄松有，两位既是非常优秀的法官也是很好的学者。司法部的副部长胡泽君，也是我们那一届的同学。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张穹副检察长是78级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周强先生也是我们同学，反正非常多。在学术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非常努力，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所长夏勇教授，是78级的校友。刚才绍彦老师说，有两位被评为“影响中国的100个年轻人”中间，其中法学界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夏勇教授，另一个就是在下。（掌声）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好影响还是坏影响，也许是对中国发生了坏影响的100个年轻人之一呢（笑）。以研究法律文化而著称的、在80年代就有着全国性影响的梁治平教授，是78级的。从事新儒学研究，对于自由主义哲学造诣很深的蒋庆教授是78级的。研究民法，提出了“绿色民法典”草案，号称“武汉蛮人”的徐国栋教授，现在在厦门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是78级的。在清华大学新成立的法学院中间，仅仅将近30位教师中间，我们西南政法的毕业生中间占了五位，都是在学术方面非常突出的。在我所在的北京大学的教师的比例红箭，基本上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占的比例太高，我认为这是北大的一个缺陷，因为跟人一样，大学的“近亲繁殖”率过高总不是一件好事情（笑声）。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有六位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大任教，而且这六位老师中间，有一位是老辈的，已经退休的刘家兴老师，有一位是刚刚过去的，也算是我带的学生，丁利博士，其他的四位都被北大法学院的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掌声）。所以西南政法大学虽然地处西南，但是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律界以及法学界的最具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她的毕业生可以说是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间都做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人们不禁在问，其中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刑罚的陈兴良教授，他在给我们的一位校友——邱兴隆教授的书写序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我又一次开会到西南政法，到了这个校园里边，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校园里边，为什么会走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个学校在法学界、在法律界能够占有这样的一个地位？能够收到这样的一种良好的评价，享有如此令人艳羡的口碑，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有一些其他学校的毕业生，他们都觉得西南好像是令人尊重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新世纪大校门

说老实话，作为从这儿走出来的一个人，我自己因为后来经历过几个大学，我毕业以后就考上了研究生，考到了中国政法大学，读了法律史专业的研究生，那么接下来，在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以后，教了十年书，在十年的时间里都在中国政法大学那块地面上工作。到了95年，“转会”到北京大学（笑声）。一转眼，我在北大已经有八年了，相当于抗战的那个时间——八年的历史。另外，我自己还兼任了国内的十四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掌声），因此平常就有很多机会到其它学校去讲学，去进行学术交流，参与一些学术界的研讨会。我自己平常也经常做这样的比较，比较不同大学之间的差异，琢磨相互之间在风格和精神方面的差异。我想，我们在西南政法这块土地上，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寻找出一种叫西南经省的东西。这样的一种精神，这样的一种风格，这样的一种努力奋发向上的一种内在的追求，一种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精神是我们西南可以立足于法学之林的最重要的基础。在座的不少老师可能跟我一样甚至有更深的体会，因为你在这里的时间很长，而我只是匆匆过客。

[ 本帖最后由 qinsy 于 2006-9-10 15:23 编辑 ]

老食堂

西南是什么，西南在中国的法律界到底她的特色是什么？也许你们也急于去了解，你们也愿意听取我这样一个老校友的点滴体会。我想今天晚上与其说我单独做的一个演讲，不如说更重要的是一个交流。我愿意大家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回答，所以我演讲的时间不会太长，我更希望作为西南人的大家能提出自己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当然问题不要过分敏感，我在这儿将有时候涉及学校的问题，我还是稍微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可以叫“投鼠忌器”吧，不要给校领导添麻烦。当然我跟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我还是非常直率的。比方说，我跟龙校长说，我说咱们学校的网站实在是太糟糕了（欢呼声、掌声）。现在是网络时代，一个大学的外部形象，很重要的一个就体现在它有一个内容丰富、材料权威、界面亲切、更新即使的网站，最好还要有一个热闹的讨论区，也就是BBS。同学们有什么建议和批评，可以在这样一个讨论区里提出来，当然，也可以不断地发牢骚。这个时代如果一个大学没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网站，这个大学就没有做到——用现在非常时髦的话说——“与时俱进。”龙校长也深以为然，说我们要好好做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近期内能够很好的改变一下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会儿有很多时间进行讨论。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图书馆

西南政法的精神，西南的精神，刚才有老师解释了一下，实际上他解释得我觉得有一半是我想到的，有一半是我的想法还没来得及说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法律的大学，法律呢，是我们主旋律，但是她偏偏叫“西政”。这个“西政”是什么意思？西南政治学校？这个“政”我不大喜欢。大家知道，我们学校的英文名字“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实际上这个翻译有点问题。有一位法学界的前辈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译法是有些不准确的。大家知道，49年以前，我们的法律学院不叫”政法学院”或者“政法大学”，而是叫“法政大学”或者“法政学堂”，“法”字在前面，“政”字在后面。那么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成立的法学院叫“政法、政法”。为什么颠倒了一个个儿？就是为了让政治能够控制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只是一个附庸，法律只是一个奴仆，法律只是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所以“政”就要在前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政治科学和法学这样一个大学而是政治性的法律大学。与其说叫“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不如说叫“Political Law”。被政治所控制的法律、法律大学。所以，“政”这个字我有点敏感，有点不太喜欢。所以一半的时候问我是哪儿毕业的，我就说是西南毕业的。一般法学界、法律界就有一个品牌，叫西南的就这一个品牌。当然，其他名称由西南的院校，例如西南财大、西南师大、西南交大等等，后来也都有法律系或法学院了。但是，这些院校的法学教育通常在法律界好像还没有我们这么响亮啊！所以，在法律界，只要简单定说是西南毕业的，人们都知道这说的是坐落在重庆市沙坪坝的那所大学，反而，其他院校的毕业生需要多说几个字。所以说我们的这种精神应该叫西南精神。西南的精生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自己可以说是有一些体会，同时呢，也有一些跟其他院校的比较。所以我今天想谈一下子的一些粗浅的看法，跟在座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做一个交流。

校园旧貌

开明与思想独立

    西南政法这样一个学校，他的精神的第一个方面，我认为它是一种极其开明与独立的精神状况。也就是说，他的精神状况是一种开明的，是一种，我们过去习惯用的词叫“解放”！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特别趋向于保守的、趋向于不思进取，或者说很僵硬、很做的那样一个类型的学校。我们都知道培养法律人本身有一种特殊的保守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世界各个国家的法律职业贾根政治家都是不一样的，法律人由于它们非常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他们判决案卷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向后看，看一看从前怎么办的这个案件，过去是怎么判的，现在就怎么判。我们法律有一个格言，叫做“同样的事件，同样的对待”，同样的案情，获得同等的对待，在法律里边，我们不容许有一种深一脚、浅一脚，月朦胧、鸟朦胧，这样一种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是与法治的逻辑不相容的。法治要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样的一种平等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空间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贵州的一个人跟生活在河北的一个人，大家犯了事了，违反了法律，都必须得到同样的对待，不孕序河北的这个人判刑重，贵州这个地方判刑轻。或者说同样一个合同纠纷在这儿是有效的，在那儿合同就变得无效，这是法律面前的平等性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时间意义的平等，那就是说，昨天的一个行为是判这样的刑罚，今天的一个行为不容许这样的一种抽疯一样的，比方说，昨天判了5年，今天同样的一种行为，判刑15年或者死刑。这样的一种做法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高法律的人有这么一种天生的性格就是说，他一定要观察从前，看判决书怎么判刑。甚至他引用法律的时候，他都清楚表明他引用的是所谓的现行法律实际上不是现在制定的法律，而是从前制定的法律。以前的时候，我们不容许国家根据特定人的行为来制定一种法律，来制裁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封神演义》里面有一个人物叫申公豹，申公豹的脑袋被割下来以后又给安倒了，所以申公豹这个人脸朝后，后脑勺在前面，然后他就向前走就是向后走，向后走才是向前走，那个方向是倒着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时候还受到申公豹的一种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仿佛是向后走的，而不是向前走的。比方说，我们是说未来的事情，我们偏偏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一定要好好工作。今后，往哪儿走了，往后走了（笑声）。我们明明说过去的事，我们说以前如何如何。（掌声）大家知道时间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奥古斯丁，伟大的中世纪的哲学家曾经说过什么是时间，“时间这个东西，你不问我我还知道，你一问我我反而糊涂了，我不知道什么是时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这个时间观念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比方说西方的基督教文里，它们是以公元纪年的方式来计算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今年是2003年，明年是2004年，方向永远向前，不往后回头的时间观念，然而100多年前，各位同学你们知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间观念，我们的时间观念是六十年一甲子的时间观，我们有一种两个系统的搭配，不断的搭配，今年是癸未年。那么六十年一甲子，六十年一循环。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转着圈走的，我们不是一直朝前走的，老是这么循环的。所以有许多西方人观察中国人，说中国人并不是一个一直朝前走的民族，她走一走就往后走，甚至我们有时候就将“往后走”。我们通常说最美好的时代是三代之世，三代之世是从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说“人心不古”啊，我们要感叹这个世风日下的状态的时候开始说，我们说“人心不古”。来自杭州的同学记得，那个西湖边上有一个西泠印社，曾经做过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的题词，那个对联叫“以文会友、与古为徒”，曰古的东西是约好的东西。人们嘲笑写文章写得不好的人说，你这文章学的这个风格是宋以后的风格，你要学最早的风格，写文章的人要学周、秦、汉，所以黎元洪大总统们口的对联叫“文章唯读周秦汉，儒术兼通天地人”。哎呀，听起来很好。就说我们中国人说，好的东西都是古代人的东西，我们总觉得时间应该是倒流的，应该是老历史的倒车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我们法律人还是有一种保守的性格，就是说要以过去的规则来控制今天的行为，来约束今天的行为。这个市高法律的人作决策时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色，也是法律人不阿喜欢过跟得进取。那么我们中国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我们也开始慢慢得更多的思考法律人作决策的精神，思考法律执业者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间所起到的作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作用，在这个时候保守精神得到学术界以及法律界越来越多的认可。

原办公大楼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守并不是说的这个意思，而是指那种封闭意识下的坐井观天，心胸狭隘。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这个学校，至少从复苏时开始，一直到今天，我很少能够发现在这个学校里边的人以及从这里出去的人，无论是教师，无论是领导，还是同学们，变成那种“左棍”。所谓的开明就是对世界上一切文化，保持一种开放的胸怀。所谓开明就是不固步自封，绝对不老实固守在自己原来的窠臼之中而不可自拔。我们的校园里洋溢着一种开放的精神，虽然我们远离大海，地处西南，单纯从地理上说显得比较偏远，但是，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文化地理上，重庆以及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都不能说是封闭地区。我不知道这是否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内迁西南有关，总之，作为一个内地城市，重庆在思想观念方面绝对要比东部的某些沿海城市要开放得多，要文化得多。

[ 本帖最后由 qinsy 于 2006-9-10 15:26 编辑 ]

原公安礼堂

虽然地处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出去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都是保持着一种非常开放的胸怀，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说乍暖还寒。那是文革刚刚结束，当时的那个时代，精神建设状况是相当的封闭、相当的保守。大家想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我一直到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我猛然听到我们班有个同学说：“毛主席犯过错误”，哎呀，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不理解，非常地气愤，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犯过错误？你这个家伙简直太反动了（笑声）。在大家心目中，在1979年的时候，大家心目中毛主席还是一个神。没有办法想象毛主席还会犯错误。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国家的变化，这个西南政法的学风也迅速地走向了一种比较开放，比方说图书馆里面的西方经典著作被人越来越多地阅读。我记得当时图书馆里面有一位搞出纳的老师，这位老师我现在仍然记得她的名字——肖婷秀老师，听说他已经到深圳去生活了，她的孩子在深圳那边，他早就已经退休了，小老师特别喜欢爱读书的同学，你到图书馆去借书，老借一种特定类型的书，这位老师就会记住你。她就记得我老爱借哲学方面的书、西方哲学史方面的书。然后，当时也是半通不通的吧！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去图书馆里边去借。借了第一卷，然后说第二卷还没回来呢，被别的同学借走了。然后肖老师就会记得这一点，等到第二卷一回来以后，肖老师马上派遣另外一个来结束的同学说：“你到9班去找一下贺卫方，告诉他《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已经回来了，叫他赶快来借。”（掌声）这里是我要表达的西南精神中的第四个精神，现在还不要在这儿过分的展开。但是我只是说，当时有这么一个好老师，同时借助了这样一种开明时代的风气，我们的同学、我们的老师变得非常地开明，思想观念非常地解放。我们举办了许许多多的学术墙报，78级有十个班，十个班每个班都出一种学术墙报。学术墙报就是用那种很大的、比较后一点的白纸，然后硬笔书法比较好的同学，把大家写的论文写到这个白纸上贴在墙上，然后每个班举办这样的较劲：你办得好，我比你办得还好。那么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思想变化的机器剧烈，昨天还是大家恪守不渝的东西，今天已经变得非常地、已经变成了一种与大家告别的东西。比方说当年《大众电影》上曾经登出了一幅照片，是《水晶鞋》那个电影，男女主人公在一块相拥而吻，两个人在那儿接吻，按照中国的古话说是做一个“吕”字，“吕”啊，两个“口”在一块做一个“吕”字。这个刊物出来后，全国批判这期刊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抨击这样资产阶级的腐化生活方式，毫无批判地引进到中国来，这样的一种做法简直是可以令人震惊，令人发指，必须加以批判。人家不过就是做一个“吕”字嘛！（笑声）大家想想，这样的一种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西南政法的同学，大家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不断地阅读了许许多多的西方的哲学的著作，西方的当代的著作。比方说当时的《哲学译丛》在我们的同学中间师特别受欢迎的刊物，我们是一个法律大学的学生，但是大家特别喜欢哲学，我的同学蒋庆，现在的蒋庆教授，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先锋。那时，他仿佛伸手南斯拉夫的实践派的影响，他在学术墙报上响亮地提出一个口号，叫“回到马克思主义”，什么叫回到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我们现在的这一套东西不叫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回归，当时全国都引起震动啊！团中央的领导马上致使重庆市委，包括更高层次的领导，要查一下这个人。这是什么人敢提出这样的口号，这分别是诋毁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好像只有它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位同学、我们这位同学坚持己见，真正的恪守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学术的良心。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居然还把这位同学留校，认为这位同学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一定要叫他留到学校来，要他成为一个老师。把这样的一种开明和独立的精神传递到我们后面的同学身上。虽然上面三令五申要整我们的这位同学，但是他居然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留校了。当然后来他也离开这儿了，到深圳去了。它是中国现代新儒学的最重要的几位代表人物之一。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能够在哲学领域中具有相当突出的成就，这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毕业以后又开始转而研究佛学——对于佛教的深入地研究。后来又转向对基督教的研究。然后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它又力求追求一种境界，那就是把王阳明的思想跟西方的现代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做一种更加深入的结合，以便为中国未来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指导思想。我们这位同学不仅仅要立言，而且十分注重以行为去碱性儒家的追求、儒家的思想。他在他的家乡——贵州省的一个大山里边，建了一个“阳明精舍”，就是几年王阳明的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书院。他准备在那儿招收弟子，在那儿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院，让我们的新一代的学生不要数典忘祖，忘记王阳明的学说，忘记孔子的学说。大家有机会到贵州去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那个“阳明精舍”，去看看他的那样一种奋斗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人，他身上这样的一种精神，我和他交谈，分明可以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人深刻的家国之忧和开放的精神。这是西南的精神！这是西南的一种追求！

原礼堂

我们同学也想来富于一种叛逆的心态，西南政法的同学不是特别的温顺，当然重庆这个地方的民风就不大温顺（笑声），重庆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一点火气重，很有些北方化。喝酒喝得爽气，吃火锅吃得很辣，喜怒哀乐皆溢于言表，很自然就有一种桀骜不驯和反叛精神，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民风。我们这些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这儿，也不免受这种民风的影响，也开始具有一种性格，你上面所什么，我总要问一问，为什么你要这样说，你这样说对吗？这样的一种批判精神在大学里便经常体现为我们写大字报。学校领导有什么事情做得我们不满意了，我们就写大字报。当然现在每人写大字报了，宪法已经取消了这个权利，我们当年还没有取消。我们对国家事务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注，我们的同学中间当年有一些人老到解放碑那个地方去发表演讲，给群众发表演讲，告诉大家“中国人一个当朝何处去”（笑声、掌声）当然大家有争论，用毛泽东当年的话叫“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我们的观念肯定是不一样，但可贵的是西南政法大学这样的一个学校体现了对于一种互相辩论、互相争论得非常大的宽容。没有一个可以号称“真理在手”。1981年到1982年间，有一个叫李燕杰的人，李燕杰这个人呢，全国都要去演讲，到处演讲，与青年朋友谈心，让青年朋友注意正确到人生理想，当年很是走红。她俨然以马列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去演讲，一直讲到自己身体都病了。报纸表扬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很关心他。好像是1982年的上半年吧，他来到西南政法学院来演讲，结果西南正大的同学对他颇不以为然。当时恨恨得直问了他几个问题，搞得他很难堪。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另外几种类型的学者，比方说，当时有一个日本的宪法学教授，叫一圆一亿，一块钱再加一一块钱，一圆一亿，他就叫这么个名字，这位著名的宪法学者来中国访问，他希望有机会向中国的学生介绍一下他的宪法理论。她到北京去访问那里的几所大学，但是那里的大学都不肯让他讲，说“不不不，宪法方面我们不可能允许一个外国的、一个日本人来讲宪法问题，你要是搞民法、搞刑法还行，宪法不太好，敏感，怕出问题。”最后西南政法大学邀请他来这儿访问的时候，西南政法大学主动提出来他给我们讲一次他的宪法学说。一圆一亿老先生真的非常地意外——怎么可能呢，应该说越是偏远就越应该保守才是，，为什么到了西南，到了西南政法学院，确实如此开放？当年，大家知道，1982年，80年代初期，没有哪几个学校的学生有机会听听外国教授的学术演讲，我们有了这个幸运。我们的同学认真地听过这样一场演讲，而且大家表现出了非常谦虚的、认真学习的精神。同时，同学们也跟一圆一亿教授提一些问题。那位老先生，现在我还有点印象，好像显得很开心呀！很开心，她在重庆终于找到了他的学术上的知音！

各位同学，我相信大家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也就是说把我们西南政法的这样一种开明的、开放的、不苟且、不媚俗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带到全国各地，带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中。

原学生宿舍

扎实而严谨的学风

我们西南镇法大学谨慎和风格中的第二个特色，是一种对学问、对事业扎实、严谨的风格。西南政法，我们刚才说他比较偏，他没有什么接触外界的交流机会，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大学，简直可以说象是一个超级百货商场，人来人往。你要是想听讲座的话，你简直可以说每天都可以听各种各样的讲座。绍彦你现在也在那儿读博士，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北大的学生可以说是中国大学生中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了。视野开阔是好事情，但是也可能有默写副作用，那就是，如果不能很清楚地自觉的话，就是容易患上一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因为他们的眼界太开阔了，你说齐克林顿，“哎，克林顿我听过他讲话啊，当时你没看见三个提问的中间就有我呀？”（笑声）一会儿说哪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哎，到这儿来讲的时候我听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笑声）大家知道，讲座是大学中一道美丽的风景，是否经常有一些高质量的讲座，使一个大学层次的很重要的衡量指标。但是，作为学生也需要知道，讲座并不能代替读书。老师坐在那儿听讲座，听这个的、那个的，而没有认真读书，没有认真地把图书馆里边的一本本的书非常扎实地、非常严谨地给读下来，就容易成为一个知道得很多，但理解得很少的一个人。

曦园俯瞰

我们西南这个地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便利。当然现在的学术交流也好多了，听说咱们这儿的新校区也是经常有学术讲座，老校区那边也经常有学术讲座，有各种各样的高层次学术研讨会召开。上一次，这个月的13号我来这儿作讲座的时候，我就是来参加中国和欧盟的一个人权方面的研讨会，欧盟的学者也有机会到西南来访问、来交流。（下面有遗憾声）当然新校区这边没有来，你们不要太遗憾，由于人权研究是一个与政治靠得太近的领域，所以这方面的学者似乎也太过政治化，学术方面反而不大优秀。（笑声）大体上来说，尤其是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学术交流是非常少的，没有多少人到这儿来作学术报告，我们显得很闭塞。但是闭塞有闭塞的好处，你没有别的刺激，我一个坐在这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看书，就是读书。当然也有讨论和辩论，但是大多数是自家人之间的辩论。除了相互谈论问题以外，大家就是读书。我们那时候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郁。大家到图书馆里的那种看书啊，图书馆里边满满的。一到晚上，各个教室里边灯火通明，大家都在非常认真地读书。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到图书馆或者教室里读书，我就在宿舍里面，躺在——我睡在上铺——躺在那上铺上卧读。后来我觉得人家老是到图书馆、到教室里读书，我觉得有点慌，我是不是不太认真读书啊？然后有一次我下决心到图书馆里边去了一趟。结果我看看他们在干嘛，发现两个同学在写情书（笑声），后来我就不去了。

毓秀湖夏景-荷花池

各位同学，大家知道，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接受大学教育跟接受别的类型的教育，比方说，到一个中等职业学校区受教育，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是大学教育不仅仅要培养一个专业人士，而且要培养一个博雅之士，我们要通过四年的大学教育，把在座的各位加以塑造，比方说吧你过去的思维方式加以改变，逐渐得让你们接受一种听起来过去闻所未闻的思维模式：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要像法律人那样思考问题。你们在高中里边所获得的许多只是在大学里面可能要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比方说我们的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如果说他有缺陷的话，那么其中非常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它在灌输着你一种为以正确的思维方式。比方说，高中、初中阶段，教科书说的是对的。那么到了大学里边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教科书讲唱错，有很多问题，我曾经给我们大一同学将法理学，我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把教科书扔掉，可能的话把他们都烧掉。你要知道在大学里面要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当然这养一种批判的精神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就是要培养出一个个法律工作者。将来大家要做法官，要做律师，做检察官，那么你必须要对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又非常娴熟的把握，出去以后能够熟练的运用这套知识。另外一方面，法学院又不是技工的培训所，我们需要培养一个人，刚才说的交博雅之士，那么大学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把人类的一种最高层次的文化加以传承。我们由相薪火传承一样的，从上衣袋手里接过来，然后把它传到下一代的手里边。这样的伟大的一种文化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这种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古往今来积累下来的伟大的著作之中。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意知道晚近的罗尔斯、德沃金，这些人的著作都是我们应当了解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大家还要培养多方面的情趣。重要的问题在于，一个只懂得法律的人，绝对不可能成为好的法律人。我们需要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有广泛的修养，以培养一种崇高的人格。

[ 本帖最后由 qinsy 于 2006-9-10 15:11 编辑 ]

LZ你的字体不用弄这么大吧~~~

　

艰苦创业

一些文学的东西，我们需要懂一些历史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读一点哲学方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听听高级交响音乐，我们需要非常多的去理解这样一种人类精神创造的、多方面的成果。如果你高中期间已经读过莎士比亚的话，那么到了大学，你要重读。因为莎士比亚的著作里边不仅仅有一种人类命运的东西，而且有法律的东西。比如莎士比亚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为什么要杀死所有的律师？你要读一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他的小说里边体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伦理矛盾，正义和爱之间的矛盾。我想要读的这些东西非常非常的多，历史著作方面，从修昔底德、塔西陀开始的一系列伟大作品，哲学方面，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我还是不要在这里掉书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知道越来越多的需要我们认真阅读的著作。总之，没有任何东西比持之以恒的读书更有助于培育我们的人格，也有助于培养我们进行法律分析的能力。

初期教学研究工作

有些事情是多少有点奇怪的。本来，我们在这所大学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这只是一所单科型大学，缺乏综合性大学所能够给学生带来的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但是，据我的观察，现在的法学界中，西南出身的学者反而最具有多学科的追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许是在校期间整天上法律专业课程让学生们起了某种逆反心理，也许是因为所谓“缺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反正我记得大家在校期间都非常注重博览群书，喜欢读其他学科的作品。这种对法律之外的知识的关注给西南的毕业生带来了很好的力量，在论证某些法律问题的时候，具有更广泛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另外，正是因为视野开阔，在知识方面更显得细致和谨慎，不肯轻易下断语。这些都为她的毕业生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做过8年编辑工作的张志铭教授——张绍彦教授也很熟悉这位朋友，前不久到他也到过西南本部做过学术报告——跟我说，他觉得一个非常怪的事，但他做编辑期间，这份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层次的刊物发表的法学论文中间，将近一半的作者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掌声）。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不仅仅靠见解开明，思想独立，而且靠一种学风严谨。也就是说你不可以说仅仅是依靠一种观点非常的新奇，靠观点新颖就可以，你的材料一定要详实，你一定要阅读很多很多的书，你一定对相关的观点进行一种非常扎实、严谨的论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打石头

    这样的一种扎实严谨的精神确实是西南政法——她的毕业生也好，她的在校老师也好——得以在法学界昂首挺胸的非常重要的资本。许多用人单位包括北京地区中央单位，他们用人的时候也有一点觉得不同学校的毕业生风格还是不一样的。你们可能听说过去年有一个花边新闻，有一个用人单位打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免谈！”在北京的人才市场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过分，带有很大的炒作色彩。北大清华的毕业生是很优秀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西南政法的毕业生在北京地区的法律界甚至政府机关是很受欢迎的。在广东，我们西南的毕业生特别多，去年12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广东校友会在广州成立，他们邀请几位外地校友去捧捧场，其中包括在下。我就在那儿发表了一个半个多小时的演讲，一个关于母校精神的演讲。我发现广东那边的法律界的人特别愿意成为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们觉得，“我参加这个班，我就拿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证，这个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啊，然后我就可以跟我们那个头儿说，咱们俩是一个学校毕业的噢！”（笑声）我想他们非常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校友会规模很大，而且他们还很有钱（笑声）。今年的50周年校庆，广东校友会已经决定给母校的新校区捐一个大门（掌声）——哎呀，我已经提前把他们的秘密给泄露出来了啊！在广东的法律界，许许多多的律师事务所，许许多多的法院、检察院他们都愿意接受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不仅仅是因为有些检查长或者法院院长是西南政法的毕业生，而且更重要的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谦虚谨慎、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能够保证来一个人才成一个人才，能够保证他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我想这是我们得以立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之所以在这里强调这种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一方面是我们应当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另一方面，这样的精神也正是中国法治建设特别需要的。在中国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时候，在我看来，最严重的问题已经不是宏大的口号，大的理论，而是如何把那种宏大的价值追求跟那样一种看起来细枝末节一样的那种技术层面上的追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一种宏大的价值来引领技术的改进，以一种技术的改进来逐渐地实现宏大的价值。我曾经出过一本小册子，叫《具体法治》，我自己曾经非常感叹地说，实际上在我们这里，太多的东西是宏大的口号。各位同学大家想想，当年孙中山先生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自动手翻译了一本美国的书，那本书的原文名叫《罗伯特议事规则》，罗伯特议事规则就是罗伯特这个人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开会方面的一整套的规则。怎么开会，怎么能保证一个会议开得成功？孙中山先生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缺乏，因此把他翻译了进来。他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做《民权初步》。建设一个保障民权的制度最重要也是最初步的东西是什么？孙中山看到了中国从古代开始就有这么一个大的毛病，就是喊口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口号大啊，我记得胡适先生就曾经问过一个人说“你喊这样的口号有什么用？你为天地立心，你立个心到天地上边给我看看，你怎么立法？”所以这样的口号没有解决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传统就喜欢这样的口号，至于如何把这个口号给落实为建设，一些具体的制度如何建立，往往被知识分子视为行而下的东西，不屑于通过点点滴滴的努力去获得。比方说，孙中山就发现中国人不会开会。现在社会是一个会议非常重要的社会，我们在谴责文山会海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美国会议也不少，在英国会议也不少，德国人也经常开会。但是同样的开会你会发现，开会有有用的会议，有没用的会议，我们开的许多会实际上是没用的。比方说，开会明明是要大家来参与决策的，但是实际上经常有关的决策开会前已经决策了。开会前已经决定了，开会的时候你们来举手而已。这样的会议除了劳民伤财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掌声）又有许多开会的时候大家在睡觉，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一次把有一个地方正在开会的场景拍下来，许多人都在睡大觉啊，躺在那儿，歪在那儿。有些人在甚至在打电话！但是这样的会议，有时候也不怪打电话的人，有很多会议压根就是没用的会议，是不该开的会议。那么孙中山先生所翻译的这个规则里边告诉我们：开会应当邀请什么人来参加，特定的会议，大家知道，比方说议会应该怎么开？议会里边有委员会，同样的英文的委员会，我们翻译成委员会，委员会有committee和 commission两种设置，这两种甚至差异是什么？为了保证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以不至于使一些人没有机会讲话，我们是否应当要作一个发言时间方面的限制。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法律制度方面，我自己现在越观察越思考越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地大。就是说我们如果不太屑于去进行细致的制度建设，就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学校的教育，是体现得非常好的。

              

终于发了一半了，大家看贴辛苦了！

                      希望大家踊跃发言哈，给我动力，我会抽时间发下半部分的~~~~

牙牙有空可别忘了给我加精哈~~

                                 qinsy

[ 本帖最后由 qinsy 于 2006-9-10 15:19 编辑 ]

唉
辛苦了
很难得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珍贵的老照片……

qinsy 果然贴贴精华……

谢谢你对论坛的支持：）

这帖貌似我看过N遍了～～！！！不过还是要支持哈～

《西南的精神》。那么这个题目呢，前一段时间我和贺教授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我们都习惯于称“西南”，而不习惯于称“西政”。因为“西政”还有西北政法学院。如果我们把西南政法大学定义为就在重庆生存，我们可以叫“西政”。如果它要面向全国的话，就应当是西南，并且一直以来我们没有“西政”这个称呼，我们都是西南人。我希望西南能够在咱们02级、03级传下去，而纠正“西政”。
是不是我们这个论坛要改名字“西南人”？

每次读关于西南的文章，总会有种莫名的感动，难道这就是西南精神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