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到了校友专区之后，一直想写写一位知名校友类似于小传的东西，本来想写贺卫方先生，却发现贺先生早已为大众所熟知，以至于校友专区快成为贺卫方专区了。环顾各位校友，最终我选择了王人博先生，一是他和贺卫方先生同为山东人，作为老乡，我不可避免与其产生一种亲近感；二是，作为西政78级、79级校友杰出代表之一，王人博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说是众所周知。

   本来想写一篇原创的，却发现自己实在是才疏学浅，而关于王人博先生的评介文章又十分精彩。只好一边原创，一边“剽窃”，最后发现“剽窃”的居多，原创的黑少，也不好意思自称原创，就称其为“整理贴”。

[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3 16:37 编辑 ]

          走近大师王人博


一腔热血，满腹诗书，生命不止，思考不断，无闲言碎语，字字含义丰富，句句启人心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用他对学生的爱和关怀，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睿智与深刻，在这神圣的三尺讲台担起天下兴亡。



                                

   
                    
               （一）王人博简介



    王人博，山东莱西人，1958年生，1979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198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86年在母校攻读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业，198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攻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业，2001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在母校任教时，先后被评为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现代法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学报》主编。2002年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中国宪政史》、《西方宪政文化》、《西方人权史》和《外国法制史》等课程。


  国内著名的法治理论和宪政史研究的专家。

   王人博教授著述甚丰。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有：《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2000，2002年），《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他的代表性论文有：《宪政的中国语境》、《权力与技术》、《民权词义考论》等。与程燎原合著的《法治论》，内容颇有深度和创新，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母校、以至国内外法学界极有影响的一本学术专著，是最早提出“法治论”和“依法治国论”的名著。个人专著《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和《宪政的中国之道》在国内外法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王人博教授的自我介绍：
　　　　
    王儿黻（王人博），来自北方小村，现居北京。年过不惑，仍是迷迷糊糊。生命的流程是这样的：该上学时在种地，该赚钱时在读书。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闲着，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人生还有所体味的话，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自己写的所有文字未必较前20年所收获的地瓜和玉米更有价值。或许因了这一点，我一看到男人留的长胡子，就想到地里长势挺猛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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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3:48 编辑 ]

          （二）王人博教授精彩语录
            





  “推动宪政的力量是贺老师这样的人，我崇拜英雄但我不会鼓动别人当英雄而自己活在最安全的地带，这是不道德的。我的使命和贺老师有点分别，我是首先让孩子“把自己铸造成器”，有个健全的心智，而那些成年人的心智问题不归我管。贺老师更像个成人大学的校长，而我是幼儿院的班主任。


                           ——王人博谈自己的使命不同于贺卫方


“中国的传统读书人都信奉“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而我作为一个新派的读书人当时为了“进步”而进了党门。”

                              ——王人博解释自己为什么入了党？
  

“贺老师是我最敬重的朋友，学者的使命有时像夫妻，男主外，女主内。像贺老师，就是一个丈夫的角色，与社会打交道，而我更像个女人的角色，在教室而不在社会，我的听众是学生，贺老师的听众除了学生还有大众。他恭维大众，我歌颂小众。两者绝无道德的高低。”


                                                                             ——王人博谈及自己在西政的往事。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宪法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宪/法是政治章程而不是法，只能学习，不能应用。”


                             ——王人博对中国的宪法学现状的态度。



“山东人的性格不同，但有一点可能是相同的：湖南人造/反是自己想当皇/帝，而山东人造/反是想招安。山东人的优点是认同合法性，有忠诚之心，其缺点那就太多了。”

                                                    ——王人博谈他和贺卫方作为山东人的独特个性。


“主/权与人/权的讨论是有语境的，不能一般意义上谈两者的关系。就中国的文化而论，不大可能接受人/权至上这一价值观。但强调主/权，不能成为拒绝人/权的理由。”


                                   ——王人博言语中的人/权与主/权。

“我们依何为依据能证明我们就比政治家更了解社会的真相？我们又怎样知道政治家不想改变坏的现状而只想保住自己的位子？譬如，康有为发动的“戊戌变法”，我们怎样去证明康比李鸿章这类人更了解中国的病状，而又能证明李就是不想改变现状的人？政治家是行动者，他们的最高道德就是成功，而学者最高的道德是真理，而不是成功。但处理现实靠的是经验而不是真理。人是个经验动物，习俗与“约定”高于自然，这是我对人类事务抱得态度。”

                                                                     ——作为学者的王人博对政治家的态度。



“要知道学者在现代的语境中首先是一门职业，就像是医生、农民等等一样；学者职业的使命是知识的传承，所以教育是有意义的。这与对他所处的社会价值的判断无关。一个学者可能遵守自己社会的价值，也可能是反对这些价值，在道德上无法作出高下的区分的。正像英人的“保守党”，不能说进步党就比保守党有道德。诸如正义之类的东西属于价值，而不是知识。一个追求正义的人是仁人志士，未必就是学者，同样也不能要求学者都是仁人志士。陈独秀与陈寅恪的不同也在这里。”

                                                                                  ——王人博谈“学者”的现代语境


“我是个宪政主义者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属于那类宪政主义者。我曾经在贺老师主持的一个会议上对着美国的客人说过，在美国做一个宪政主义者不值得称颂，而做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美国人不可能真正理解那种痛苦。这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西方的宪政主义者是西方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




                ——王人博解释自己在近代宪政史研究方面投入精力的原因



“我的性格使我相信：真正的有关人类事务的学术是“史学”的，而非哲学的。“史学”预设的前提是“经验可以重复使用”，而人类恰恰是经验的动物。譬如，我们至今还使用几千年以前我们祖先的经验在表达事物，如善、愤怒、怜悯、妒忌等。也就是说，学术预设的前提是“类型学”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在研究人类曾经的东西，而不单纯是ing的事物。”


                          ——王人博谈自己为何专注于近代宪政史研究


“不要用蔑视的口吻谈功利心，功利心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正义往往都与功利心相联系，比如希腊城邦的正义。要除去功利心是危险的，这是卢梭式的革命主义用的词汇。正义与心眼相关，与脑袋无关。”


                                    ——王人博看“功利心与正义”。




“第一，脸面是重要的，但过得去就行了，因为再美的女人都会变成老婆子；第二，女人的善良是永恒的，要知道她会如何地对待你的父母，这是知道如何对你的一个借鉴；第三，女人不能太笨和过度聪明（只对做妻子而言），太笨无法交流，太聪明，让人不放心。”


                              ——王人博对门下男弟子择妻的三条意见。



“选老公就是一个博弈，看你投什么注，投什么样的眼光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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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人博教导女弟子如何选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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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1:30 编辑 ]

                  （三）世人眼中的王人博

              
                                                   
  

                  

               清醒着前行

                                  ——记法大人的王人博老师


   每周一下午的E407教室，总会挤满了学生，不时的有笑声和掌声传来。对于许多法大学子来说，这是每周一次的精神盛宴。怀着崇敬和忐忑不安的心情，一年前的此时，我走近了这一盛宴的“主人”——深受法大人喜爱的王人博老师。
当我与王人博老师面对面坐下时，我忽然间有种错觉，好像这依然是中国宪政史的课堂，我的后面正坐着几百名求知若渴的学生，而我，只是一名代表，在将这种心与心的交流延续着。一杯冒着热气的清茶被端了上来，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错失的梦想 理智的抉择
   
  也许，人生的痛苦与欢乐都在于它的变幻莫测，而在这未知的漫漫旅途中，我们能做的却绝不应是等待。
  1979年,21岁的王人博以343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其实,学习法律并不是他的初衷,只是前一年高考报考失利的阴影,使这个对文学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少年为了保底最终报考了那所位于山城的知名法律学府,而那个关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的理想至此也只能作为一个遥远的梦埋藏在心底了。如果说王老师身上诸多吸引学生的魅力包括突出的文人气质的话，我们似乎由此可以感受到他内心深处所真正希冀的那种人生状态。
  人生的偶遇巧合或许真的在冥冥中有它的安排,带着几分遗憾与不舍,21岁的王人博走入了西南政法学院的大门,从此在那里度过了整整23载的光阴。23年，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被他播撒在了西政的土地上。23年，从一名热血少年成长为他自己口中的“宪政主义者”，王人博以另一种途径诠释着所谓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之路。在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曾开设的课程例如外国法制史、法理学、宪法学、西方宪政文化，以及今天的中国宪政史，都与文史学科有着些许的相通性。或许，当沉浸于西哲的著作中，当沉思着中国百年宪政的风雨历程时，他同时也在心底用另一种方式实践着自己的梦想。
   谈到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面对理想与现实时的困惑问题，王老师坦诚地说，自己的职业其实也并非完全从兴趣出发，只是生活往往将你推到了那个位置上，面对人生的无奈并非是要以自怨自艾作为终结的。我们活在这世上，总要和不喜欢的人打交道，总要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人是社会动物，不得不妥协，至于妥协的程度多大，要看自己的心境和适应能力。人不可能都选择最喜欢的职业，只能是尽量寻找与兴趣有相近点的方向。所以，在我们做出选择时，要明白：这就是自己的选择，是别人无法替代你的选择。怎样度过人生的大部分光阴，怎样在理想与现实的契合点寻求通往幸福的路径，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我想，那些能有幸聆听王老师极富个性的教导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定会渐渐明白该怎样去走今后的人生路。

  他是来自西南的“狼”

  不管我们是怀着怎样的梦想走入这所大学，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开始四年的生涯，我相信在多少年之后，你和我都会依然记得“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这句饱含深情的话。
  同样，今天的王人博，提起西政——这个曾经多么响亮，承载着和他一样的几代法律人的青春记忆的名字，依然流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在这所他饱含着深深感情的母校所度过的时光，是他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的激情与奋斗。我深知，那种情感是生命里无法取代的铭记。
  然而，这匹学生口中曾经寄居西南的“狼”，终于在2002年踏上了北上之路。我并未深究他离开那片热土的原因，但我明白，这次抉择，对于他个人，对于法大的宪法学科建设，尤其对于法大多少学子的大学心灵之旅，都具有非凡的意义。我们真的有理由感激，感激这匹“狼”选择了我们，选择将他中年以后的岁月，给予我们这些他口中的“孩子”，选择将他的年过不惑的思考，与我们一起分享。我们更应高兴的是，他深情地说，愿把自己的后半生留在法大，留在这个他已经找到“归属感”的地方。因为，这里有许多出类拔萃的老师可以成为他的学术伙伴，这里，有我们——深深敬爱着他的学生。

我们和他的心灵对话
他的成功
  每一次中国宪政史的课，在结束时都会有一阵热烈的掌声。“我的成功是从学生的掌声中获得的”——21年的耕耘，从西政到法大，这掌声无数次响起，那是我们的青春里最真挚的表达。谈起他的教学，王老师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教书本来就是一个个性化的职业，也许他的课不能教人谋生，也不能提供什么技术，只希望能够给同学们带来启发，提醒同学们在忙碌时不要遗忘了一些东西，人生应该有的东西中不能缺少了思考二字，而思考就是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要有“挑剔”的眼光，“怀疑”的精神。人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都来自怀疑，无论你将来要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丢掉想象力和创造力，那能使人生变得丰富多彩。在我们追求幸福时，别忘了人生中除了利益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知识人必须具有的精神。当生存压力不那么大时，要学会去发现思想的美丽。智慧本身就是目的，是人生的终极追求。
他的快乐
   清早赶车来昌平对于王老师是“痛苦”的，但每当他坐在教室里，看到那么多双期待的眼睛，他的心都会找到快乐的归宿。而在业余时间，他同样尽情享受着教师职业所特有的自由所带来的快乐。他读杂书，听中国古典音乐，看欧洲、伊朗的电影。当他向我说到西班牙电影《祖父》让他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贵族”时，我从王老师那明亮的目光中忽然明白，原来，这就是幸福。这个喜欢听箫和琴，因为它们浑厚低沉的声音正符合了自己的人生追求的智者，在喧嚣的俗世中固守着自己的一片心灵净土。我们在羡慕的同时，是不是也可以试着开启一下自己久已麻木的心灵之门呢？
他的处世
  一个谨慎低调、率性而为、活的清醒的“边缘人”——这就是王人博的自我评价。他自认为内心细腻，虽没有山东人的豪爽但绝不乏山东人的耿直。这样的自我认知，就像我们在课上看到的那个面对学生神采飞扬的他一样，将学生作为自己特定的听众，以三尺讲台诠释着所谓教书育人的真谛。然而，或许他的内心世界还有许多方面不为人知。他向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他自称为“保守主义者”，希望社会不要变化过快，希望年轻一代要学会欣赏过去的美，希望我们能在前进中保留一些质的东西。他热衷于现实，但与现实又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他不喜欢躁动，认为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叫得太多，嗓子嘶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作为个人首先要做到一个知识者本应具备的生活方式，而对于他来说那就是做一个传道授业解惑之人，以思想给学生启发。在他看来，人之智慧主要表现在对过去走过的路怎样看待，而并不是预测。这时，我才忽然明白，为什么王老师多次在课上强调要保持对历史的敬畏之心。如果说选择出世或入世是个人的抉择问题，那么无论我们选择了什么，是不是都应记得在激进与保守之中保持应有的平衡？身为法律人，基本的良知与道德的底线是我们不可以遗忘的。在学术虚假泛滥、学术风气腐化的今天，如果有更多的王人博坚守在这讲台上，坚守与学生最直接的灵魂交流，我想中国教育之未来才真正会有希望。
他的家庭
    走下讲台，王人博同时担当着丈夫与父亲的双重角色。谈起他的女儿，可以感到他那发自内心的厚重的感情。女儿对于他来说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一种寄托，一种约束力。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是特殊的，常常有一种怜惜与宽容在里面。父亲的责任使他总在为她考虑，希望她不要活得太累。人到中年，愈发让他感到家庭的重要。同时，他认为没有知己的人生是不完满的，那种相互交流、倾诉的愉悦甚至是在家庭中也找不到的。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知己。
清醒着前行
    当新一天的阳光照射大地，多少人拍打昨天的尘土，准备前行。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在每一个周一的午后，收获着王人博老师睿智的思考。我们和他一起在中国百年辛酸激荡史中寻找历史的真实，寻找今天中国将向往何处去的答案。或许，我们已经找到；也或许，我们仍在路上。中国的幸福就是你我的幸福，中国的命运就是你我的命运。当你和我一同聆听王人博老师那倔强、坚定、有力的声音，让我们记得，他所寄希望于我们的，是在躁动中保持清醒，是在低调中保有智慧，是做一个真正有良心的知识人。
那就让我们，和他一起，清醒着前行。

   后记：这是一篇一年前就应当完成的“作业”，我是怀着不安与愧疚的心情写完它的。能与王人博老师面对面交流，我深知这是多么大的一种幸福。所以，我希望让这种幸福延续到每一个喜欢和尊敬他的人的心里，希望这篇拙文能够勉强做到。也愿王老师本人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他所在乎的学生所能给予他的一点幸福。

[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2:00 编辑 ]

               
             三尺讲台担起天下兴亡


                       ——记法大“我最喜爱十位教师”之王人博

                                                   戴晓峰


   他治学严谨、孜孜不倦，读书写文章常常通宵达旦，但一走上讲台，彻夜不眠的疲乏全然抛去，精神焕发，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声情并茂。


   他亲切的称自己的学生为“孩子”，上课时习惯带一瓶冰红茶，课间必抽一根烟，以保证同学们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他敢于直面历史，颠覆传统观念，提倡独立思考，解构体制化的思维模式。他教的是历史，学生学到的却是思想。


   有人在博客里这样写道：“他的中国宪政史课堂根本挤不进人去，更别提见到老师尊容了。”

   他就是刚刚被评为“我最喜爱的十位教师”之一的王人博教授。


他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生命的流程：

  “该上学时在种地，该赚钱时在读书。如今大家都忙了，我仍闲着，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人生还有所体味的话，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自己写的所有文字未必较前20年所收获的地瓜和玉米更有价值。或许因了这一点，我一看到男人留的长胡子，就想到地里长势挺猛的庄稼。”

“人生的许多故事都是因为阴错阳差。”


   1979年,21岁的王人博以343分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然而，学习法律却并不是他的初衷。在次之前，对文学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曾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与学生一起高考,却在报考山东大学中文系时失利。失利不失志，他毅然来到了西南政法。也正是这种不自怨自艾、最大限度的接受现实的勇气注定了他以后的成功。


  1983年，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王人博留校任教。那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中的各种思想文化也在激烈的讨论和剧烈的碰撞中变革发展。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他自然也投身于变革的洪流中。当时法学界曾出过一本名为《人治与法治问题讨论集》的书，他读过之后发现，讨论虽然“热闹”，却没有从根本上说清人治、法治的问题。人治没有法治好，大家似乎达成了共识。可什么是法治？法治包括哪些要素？法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需要深究的问题，还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于是，王人博教授和他的挚友程燎原便开始着手研究法治问题，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法治论》。时人评论：这部合著是迄今为止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王人博教授说：“现在看起来，《法治论》只是表述了有关法治的基本常识，可我们这个社会最容易遗忘的就是常识，这本书几度再版，或许正是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吧！”

   "从２００１年到离开重庆，一直在苦苦的思索到底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

   从１９９９年起王人博开始攻读我校张晋藩老师的博士，并于２００１年取得了博士学位。此后我校人事处处长高浣月受校长徐显明委托，向王人博老师递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盟法大。离开一个生活了23年的地方，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甚至在王人博老师离开西政前夕，还有同学在网上辩论他会不会离开西政。

   2002年7月，王人博教授落户法大。他坦言，之所以选择法大主要原因有三："第一，相对于其他邀请他的高校来说，对法大确实了解更多，法学为主的学术环境、很多的老师和学友都在法大；第二，法大在新领导班子上台后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办学理念的调整和校训的修改。‘以教师为主体，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思路很让人兴奋；第三，法大有上级教育部的坚决支持，这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难能可贵的。"

   来到我校后，他承担起了《政法论坛》主编的工作，并指出“作为主编，想得最多的，不是来坐位子，而是来做事。除了注重“大家”的“大作”，王教授在编辑部还提倡发现“小作者”的“大作品”，即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新作，而且还要隆重推出。从去年起，王教授和编辑们又开始向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约稿，《政法论坛》的用稿原则是：“只要学术上有潜质、有建树的稿件，不论作者的身份高低，我们都会认真对待。”
“在美国做一个宪政主义者不值得称颂，而做一个中国的宪政主义者，美国人不可能真正理解那种痛苦。这正像一个意大利的球迷不可能理解中国球迷的痛苦一样。西方的宪政主义者是西方成功的产物，而中国的宪政主义者是中国遭受一系列挫折的结果。”

   在解释自己投入那么多精力在宪政研究的原因时他如是说。而他之所以选择宪政史，主要是在“史”上，他喜欢故事，喜欢过去发生的东西。他认为故事有阴晴圆缺有悲欢离合，而对待当朝发生的事情，只是就事开药方。他指出如果说近代之于中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话，那么这场战争之于中国的还只是一个大失败，而甲午战争则是对国魂的伤害。它改变了我们：国力优于国魂。它也从此它改变了我们中国学问的路向：中国的学问家大都从“生理学”家转变为“病理学”家：找病因，开处方，下药。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胡适到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有的是内科，主张吃药打针，有的是外科主张手术。我们都是吃着他们的药长大的孩子，自然也学着把脉看病。余英时先生说的对，咱们是在拿药当饭吃。我的看法很简单：中国不缺少医生，需要的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这个词的汉语意思而言），得先把咱们社会存在的机理搞清楚。

   在他05年写的一篇文章《凡世•凡人•凡心》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是一个“英雄和小丑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年代。我深知自己柔弱的肩膀无法扛起“天下兴亡”的职责，那三尺讲台就是最大的活动空间，热心的听众就是那些人性可教的学生。”


   一腔热血，满腹诗书，生命不止，思考不断，无闲言碎语，字字含义丰富，句句启人心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用他对学生的爱和关怀，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睿智与深刻，在这神圣的三尺讲台担起天下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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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2:04 编辑 ]

王人博：书生的那一点点使命

  张亦嵘

　　采访是记者的工作；采访有时也能变成一种享受。与王人博教授的一席谈话，便是这样一种享受。
　　

   初次接触王人博教授，最深的感触便是如沐春风，享受他谈笑间带给人的知识、快乐和没有芥蒂的真诚。不论是孩提时代的幼稚想法，还是学术研究的厚重理论，王教授的一番言谈，总能让你感到一种真诚的力量，让你感到他更像是位一见如故的友人。

　　

学者 寻求世界的真相

　　年逾不惑的王人博教授本是胶东的乡下孩子。考进大学前，做过县里广播站的通信员，当过民办教师，还做过小说家的梦。像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一样，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考入后来知名度很高的西南政法学院后，他的专业是法律；但他也爱历史、哲学和文学。
　　1983年，他在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那个时代，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社会在变革，思想文化也在变革。王人博，当时年轻的学者，自然投身于变革的激流中。那会儿法学界曾出过一本挺“热闹”的书，名为《人治与法治问题讨论集》。王先生读了，发现讨论虽然热闹，但没从根本上说清人治、法治的问题。人治没有法治好，大家似乎达成了共识。可什么是法治？法治包括哪些要素？法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这些需要深究的问题，他觉得还有没说清楚的地方，自己既然研究法治，就应当把法治问题弄清楚。
　　于是，王人博和他的挚友程燎原开始着手研究法治问题，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法治论》。时人评论：这部合著是迄今为止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王人博教授说：“现在看起来，《法治论》只是表述了有关法治的基本常识，可我们这个社会最容易遗忘的就是常识，这本书几度再版，或许正是说明普及常识的重要吧！”
　　1989年，《法治论》出版后，中国出现了“法治热”。可就在这股热潮中，王人博教授又把学术研究的兴趣转向了宪政理论。或许，作为法学学者，最难能可贵之处便在于具备前瞻性的眼光和善于把握时代方向的洞察力。王教授发现，中国人自近代以来，对法治、宪政的认识就与西方思想家不一样。从康有为、梁启超，经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和胡适，他们讲宪政，强调的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把宪政看成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伴生物，他们追求的是富强。对于这样一个异于西方原生态宪政的“中国现象”，王教授写出了《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一书。这部专著论述了西方舶来的宪政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以及因之而生成的具有“中国性”的宪政思想传统。通过进一步研究，王教授发现中国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社情民意与西方皆不一样，因此，不论是谈法治、还是谈宪政都应回到中国立场。这就是说，西方人不能替中国人思考，世界是西方和非西方交流的世界，而不是宰制与被宰制的世界。中国宪政思想与西方不一样，这是差异而不是差距。中国的法学家要回到中国的历史、场景和立场上来，中国的法学才能走向真正的自主和繁荣。
　　王人博教授说：“作为学者，只能去认识世界，而不是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是政治家的事。政治家是行动者，他们的最高价值是成功；而学者最高的价值，在于寻求世界的真相。”

　　

主编 一切为了政法学术

　　王人博教授还在西南政法大学供职时，就出任过《现代法学》(兼《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的主编。来到中国政法大学后，又“驾轻就熟”地承担起《政法论坛》的主编工作。他说：“作为主编，想得最多的，不是来坐位子，而是来做事怎么推进中国法学研究的进步是我们的使命。”《政法论坛》的编辑工作正是围绕着这样的使命。
　　做学术或者做社会科学，要耐得住寂寞。《政法论坛》面对的是小众，是学者(大学教师)和“潜在学者”(法学专业学生)。杂志的定位在于学术，在于提高学术的质量，而不是单纯追求发行量。王人博教授认为，中国法学知识生产的状况还不太让人满意，尤其是当前学术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学术期刊主要应做的不是创新，而是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学术立场。《政法论坛》的办刊宗旨始终是：一切为了中国的政法学术。
　　2005年，《政法论坛》分四期连续刊发了邓正来先生的17万字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报史上第一次发表如此长篇的专论。为什么？王教授说：“因为中国法学知识的生产存在问题，这篇文章，对中国目前法学知识生产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中国法学是到了应该好好反思的时候了。”
　　除了注重“大家”的“大作”，王教授在编辑部还提倡发现有潜力的学术新人。他说“小作者”的“大作品”也要发表，而且还要隆重推出。从去年起，王教授和编辑们又开始向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约稿，《政法论坛》的用稿原则是：只要学术上有潜质、有建树的稿件，不论作者的身份高低，我们都会认真对待。

　　

教师 用知识、睿智启迪学生

　　学者、主编、教师这三种身份中，王人博教授最喜欢的还是教师。从十八岁开始作“教书匠”以来，他就一直很热爱这份职业。在教师与学生组成的世界里，没有利害纷争，没有勾心斗角，活得单纯而又充满希望。因此，王老师总是喜欢和他的学生在一起。
　　在学生面前，身为师长的王人博教授是如此随和、坦诚、豁达。只要学生有问题，他都会毫无保留地解答。如果是自己不能答复的，他宁可保持沉默，也不会随随便便应付学生。在他看来，教师比学生懂得多，那是因为教师的经历比学生丰富，对问题的看法自然更加深入，这些并不值得骄傲。作为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用你的知识、睿智和责任感启迪学生，让他知道你的知识源于智慧，而智慧对学生的影响更大。
　　无论在西南政法大学还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都是深受学生爱戴和敬重的老师。因为他讲课、答疑或和学生相处，从没有教授的架子。讲台上，他不注重程式性的东西，一张卡片上的几个词汇也许就是他这堂课的要点或提纲。他说，自己备课是认真的，他注重的是讲课的内容，而非照本宣科的形式。
　　学生们喜欢王老师，还因为这位受人尊重的学长，从不因他们提的问题幼稚而看不起他们。相反，王老师会站在旁边，用眼神鼓励学生慢慢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将心比心，尊重每一位同学，这是他最基本的生活态度，也是他作为教师最成功的一点。
　　王人博的一个学生曾这样评价他：“听王先生的课，思想便如同脱僵的野马，纵横驰骋，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学生们不时心有灵犀，捧腹大笑。先生的字不是很漂亮，但是看起来总有一种意味，挥洒自如，笔随意走，总能让人从字体上读出一份力量，读出一种智慧，读出一种自信。”王人博自己评价眼下的自己，除了看点书、教点书、写点字外，还想点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如果人生还有所体味的话，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自己写的所有文字未必较前20年所收获的地瓜和玉米更有价值。或许因为这一点，一看到男人留的长胡子，就想到地里长势挺猛的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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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2:06 编辑 ]

　   
               『关天茶舍』说说王人博老师
　　
　　
　　                             作者：羽戈
　　
　  先生意气之：王人博
　　　　
　　　　
　　我于何时第一次听闻王人博老师的大名，至今已不记得。模糊地推断起来，大概是在法理学的另一位教授张永和老师的课堂上。那是大一，张老师教我们《法学导论》，他的讲课风格可谓天马行空，或者说云山雾罩：从教科书上的一个观点起步，然后无限延伸，最后多半回归到国内外法学界——乃至社科界——的名人逸事。这种教学方式可能为某些正经的学子所不喜，被指斥为不务正业与离经叛道，但对于我这类不学无术之辈，却乐意听这位长发飘飘的中年男子的胡吹神侃。今日念及往事，亦是心存感激。如刘小枫和邓正来等人的名字与著作，都来自他的热情介绍——他将这两位先生赞誉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美丽邻居四川外语学院近20多年来走出的最杰出的两个人物。外校的如此，本校寥若晨星的名家自不待言。估计“人博兄”的大名与事迹，他当年没有少提。只是我那时年少轻狂，以为中国法学家的书基本可以不读，因此未曾记在心间。
　　　　
　　但我却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王老师的情境。是刑法学家陈忠林教授的讲座，王老师担任主持，卢云豹老师等人为点评的嘉宾。陈教授所讲的题目是“关于启蒙的启蒙”，很深沉也很玄虚，在务实的法学院却极有卖场。我和三五好友早早赶到举办讲座的学术报告厅，等到七点钟，几位老师穿过拥挤的人流和热烈的掌声，艰难地走上前台现身。陈教授和卢老师是熟识的，前者为我所就读的法学三系（后改称法学院）的系主任，后者对我有启蒙之恩，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一途。在他们两人之外，有一位极精神的先生，个子不高，消瘦，一幅大眼镜，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半点也没有大学者的风范，而接近于一个落魄的商人。这样说未免有些对长者不恭，好在王老师从不以为忤。后来我才晓得，在接人待物，无论高低贵贱，他都是和善而亲切，哪怕是批驳别人——如在那场讲座上对陈教授含混不清的启蒙论的评点，也是温文尔雅的说理，决无真理在握的飞扬跋扈。当然，他也有壮怀激烈的时刻，有一次晚上的选修课，说到学校的行政制度，他甚至爆以粗口。然而正是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形象的汇聚，才使得一个学者的人间情怀生机勃勃。
　　　　
　　大学四年，我一向是自己读书思考，交流仅仅限于一个五六人的小圈子，极少与学校的老师亲密接触。与王人博老师的交往，更是止步于公共的课堂，即听他讲授一门令中国人伤心不已的课程，“西方人权史”。这门课没有固定的教材，他主讲时似乎从不备课，两眼望着西南最大的教室的天花板，神情有些呆滞，嘴巴却毫不迟缓，出口成章，行云流水，于听者实在是惬意的享受——在西南学子的民间评选，王老师是最受欢迎的十大教师之一。彼时我只是认真听讲，有疑问自己下去琢磨，枉费了向他请益的好时机。记忆中仅有一次，待听课结束，随几位同学陪王老师在月光下走了长长一段路。那时正风传他要步程燎原等老师的后尘，离开生活20多年的西南，奔赴邱兴隆教授执掌的湘潭大学法学院。流言可畏，大家在依依不舍的情绪之外，总有些对于出走者背叛家园的牢骚，但很多话都闷在心底，无法开口。一路沉郁，我只提了一个关于福柯著作译本的问题，他依然耐心作答，间或还调侃了两句。谁也没有料想，在那年夏天，他竟黯然离别，去的不是谣传中的湖南，而是西南的夙敌中国政法大学。
　　　　
　　王老师在西南的口碑之好，估计没有几人可以比肩。与他齐名的，是西南最具学者之风的程燎原老师，他们合著的《法治论》堪称法学界的一块耀眼的路标，而他们亦可并称西南的两大精神领袖（在他们走后，才是卢云豹、赵明等人，还有一位喊出“西政不死，生生不息”的激情洋溢的张绍彦教授，最后也去了北京）。他们受学生尊重爱戴的原由，学问之高倒在其次，首要的是具有一个精彩鲜活的完整人格：独立、自由、不畏权势，勇于批判和说出真相，真正做到学术与生活的合一，而不是如某些学者，理念上主张自由主义，现实中却大拍专制者的马屁。一种是人格整全，一种则是精神fen lie，孰大孰小，终究逃不过人们雪亮的眼睛。但追求学问与生命的统一是何等艰辛，最后闹得在人生的第二故乡无处容身，只好选择逃离。据说王老师在北京生活得相当安乐，一样受学生欢迎，这总是好事情，而如他的老搭档程燎原，于湘潭大学中转了数年之后，还是回到重庆，但不是母校，却是毫无名望的重庆大学法学院。再对照西南近十年的荣枯，不免让人悲叹。
　　　　
　　王人博老师的著作，从早期的《法治论》到最近的《宪政的中国之道》，我都认真读过。坦率地讲，《法治论》只算一本应时之作，所论的是浅白的常识，并无什么高深的道理，但是这本书在1989年出版，却散发出明亮的光芒，因为当时中国新时代的法治进程刚走入黎明阶段，尚是一片幽暗，该书适时而出，成为指引航向的路灯。十五年已逝，到了中国法治的正午时分，《法治论》依然一版再版，作为法学入门的读物，它的价值仍不可小窥。不过比较起来，王老师转向宪政研究之后所撰的两本著作更对我胃口，这就是《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和《宪政的中国之道》：前一本是专著，后一本是论文的散编。前一本侧重描述1840年以来从西方舶来的宪政观念与中国文化的冲撞，以及因之而生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宪政文化传统，还有那一代代宪政人的学理：从康梁，经严复，孙中山，到陈独秀和胡适。该书最好与程燎原的《清末法政人的世界》放到一起阅读，方能相得益彰——审视20世纪前后的中国宪政转型，不能只看重梁启超与严复等人，他们只是铭刻着宪政文化花纹的硬币的一面，沈家本等践行者与杨度等迷误者则是镜子的另一面，两面相辅相成，缺乏其一，很可能要引发偏见。
　　　　
　　至于后一本书，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书名是“宪政的中国之道”，而非“中国的宪政之道”？一个以“宪政”为主体，一个以“中国”为主体，尽管方向一致，但路径却差距千里。中国的宪政专家们有一个沉积的病灶，那就是“理念先行”：预设好一套宪政的架构，然后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资源中取舍材料，这样做会导致一种坏处，即死搬硬套：符合西方宪政观的，保留，否则便一律舍弃，而有些东西，不管是否为建构宪政国家所必需，西方有，中国无，便准备大兴土木，移植重建（如基督教）。我们不禁要问：宪政本身难道没有伤口或毒素？难道是完好无缺？为什么不试图在借鉴的过程中做一些适当的修补？如果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型，那么即便实现了宪政，中国的主体性又将何在？——最后一个问题应该引发了王老师的焦虑，《宪政的中国之道》中所收录的《宪政的中国语境》、《民权词义考论》——特别是那篇《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都可视为对宪政转型中的中国人的主体性危机的成熟回应。而说到底，宪政之道，非常道。



[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2:09 编辑 ]

终于写完了
发现有好多词都是违禁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王人博老师才能来西政开个讲座。





PS：大叔好坏。。。

[ 本帖最后由 ☆藍色の雨☆ 于 2008-10-11 22:14 编辑 ]

不给你占了·······

恩，赞同！